第五章 莫扎特在海外（第13/13页）

流亡音乐家面对这些困难时表现得极为隐忍。服务于流亡社区利益的文化组织，如自由德意志文化联盟（Freier Deutscher Kulturbund，简称FDKB）和自由奥地利（Free Austria）操办的音乐活动也多种多样，效果出众。巧合的是，他们有一项和莫扎特有关的活动值得注意，即重新整理他未完成的歌剧《开罗之鹅》。这部歌剧构思于《后宫诱逃》和《费加罗的婚礼》之间，战前由意大利作曲家维尔吉利奥·莫塔里（Virgilio Mortari）出版了一个演出版本，1936年在萨尔茨堡演过几次。在移居英国前供职维也纳环球出版社的奥地利音乐学家汉斯·费迪南德·瑞德里希（Hans Ferdinand Redlich）认为莫塔里的版本缺乏对莫扎特风格的正确理解，就自己编订一版，以期更忠实于莫扎特的原意。他对此剧的研究成果在1939年发表于一份瑞士音乐刊物。[307]要是环球出版社没有在1938年4月落入纳粹手中，它必然会出版声乐谱和乐队分谱。尽管如此，瑞德里希的版本1939年3月还是在贝罗明斯特（Beromünster）电台上演了。

瑞德里希自然期望在英国传播自己编订的莫扎特，便向新创办的《音乐评论》（Music Review）期刊投了一篇关于这部歌剧的文章，以期在学术圈引起反响。[308]在更实际的层面，他在1940年头几个月召集一群无业的流亡乐手组建了一个歌剧公司，这样就能排练这部歌剧，并有望得到公演机会。有人慷慨地给他汉普斯特德（Hampstead）的一个有钢琴的厅用来排练。当瑞德里希、制作人扬·凡·勒文（Jan van Loewen）和指挥弗雷德里克·贝伦德（Frederich Berend）认为已经达到专业水准时，他们为英国红十字会进行演出，作为他们对战事的贡献。他们因此预订了萨德勒喷泉剧院（Sadler’s Wells Theatre）。1940年5月30日到6月1日，他们的歌剧公司连演了三场《开罗之鹅》。

首场演出前五天，《伦敦时报》发表了一篇细节丰富而富有同情心的文章，报道了整个项目。这位未具名的作者花了一上午在汉普斯特德看排练，为激起观众的兴趣，他宣称这部歌剧“选角优秀，本文作者确信整个排演具有一流品质”。他补充道：

《开罗之鹅》至少会是一部值得花上一小时去观赏的仿真之作，特别是，去观赏演出，也就意味着去帮助一份我们心之所系的大业的时候。[309]

不论这篇文章和5月31日《伦敦时报》对这部歌剧的评论是否为同一人所写，瑞德里希的编订再次被称赞为值得“偶尔上演”。另一方面，文章认为，尽管歌手“熟知莫扎特的风格”，“表演得活泼”，但因为“乐队演奏无力”，指挥和演员未能协调好，乐手水平不济，音准偶有失误，作品依然没能表现出应有的火花。[310]

也许要期待《开罗之鹅》达到符合老牌歌剧公司的标准是不现实的。另一个情况也十分讽刺，想必演员和到场观众也都注意到了。这场由难民好意举办、献给莫扎特、对接受他们的国民表示谢意的演出，正好落在一个特别困难的时刻。演出前不到两周，英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当局将所有德国人视为敌国公民并关进收容营。考虑到台上音乐家的许多同事已被收容，歌剧那颂扬暴君倒台、重申真爱超越敌意的终场合唱，听起来一定悲苦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