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红军实施转移（第7/24页）

看到这些，我们不能不钦佩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初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对蒋动向的分析：“要么他应该率领强大的部队由福建和赣江上游（向赣州方向）推进，出现在红军和闽赣两省军队之间，要么指望红军向赣西和湖南突破，停止在原地没有希望的斗争。这也会把他拖到湖南，他会在那里面临准备新战役的任务。”[481]有理由相信，蒋当时选择了后者。正由于此，10月中旬，当红军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长征的最后准备时，蒋介石却从江西前线撒手西去，开始其被当时报章称为“万里长征”[482]的一个多月西北、华北之行。在蒋看来，红军的西去，也许就像围棋里对手逃大龙一样，只要自身立于主动，大可顺水推舟、就势而为，所谓“赣匪一旦窜遁，则无论跟踪追剿之师，因地留戍之师，回防中部北部之师，控制西南一带之师，皆能左右逢源，不虞粘滞，从此大局可期永安”。[483]而此时蒋的西北、华北之行，当然不会和对日问题没有关系，也不会不落入背靠西北、正和日本相互提防的苏俄眼中。考虑到当时蒋介石正和苏俄寻求更紧密关系，西北之行传达的意思，对中苏、中日乃至国共关系，都透着历史深处一言难尽的微妙。

1927年后的苏维埃运动，中共凭借其真诚的信仰、严密的组织、强大的动员、坚固的武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共产革命的威力。有了中共本身的实力，加上风云际会的国内外政治态势，革命的烈火才会以其可能有的最猛烈态势熊熊燃烧。在此过程中，中共革命不断挑战着能与不能的边际，创造着属于自己的辉煌。

不过，革命的张力不可能无限制地伸展，夺取政权是革命的既定目标，但当年这样的目标事实上还难以企及。因此，当国民党军对苏区集中全力展开进攻时，无论是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最终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失败。当年国共之间的对垒，并不完全在同一个数量级内进行，中共的发展，更多的是利用国民党统治的内部冲突，当这种冲突趋于平稳、南京政府力量不断上升时，中共受到的压力将空前增大。在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实力终究是进退成败的关键。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发端、进行乃至最终结局，如果放到这一大背景下衡量，将可以有一个更为持平的理解。

中国革命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在这期间，每一代革命者都付出了牺牲，也有他们的困难和局限。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革命者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着时势的制约：国内的、国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中央苏区后期，诸多的不利因素共同挤迫着中国革命，这些当年为了生存和理想揭竿而起、意气风发中还略带青涩的革命者们，终究敌不过占据着天时地利又正处盛年的南京政权，革命，将在撤离中央苏区的路途上，重新出发。

[1] 万泰在今万安、泰和交界处，胜利在今兴国、于都交界处，杨殷在今兴国、赣县交界处，公略在今吉安、吉水交界处，洛口、赤水在今广昌境内，龙冈、长胜、太雷分别在今永丰、瑞金、石城境内，博生为今宁都县。

[2] 代英、兆征均在今长汀境内，彭湃在今宁化境内，代英在今上杭、永定交界处。

[3] 西江、门岭分别在今于都、会昌境内，信康在今信丰、南康交界处。

[4] 《中央对目前作战计划与任务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05页。

[5] 《苏区中央局关于执行中央作战计划指示的布置（1933年6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32～233页。

[6] 《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1933年11月20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07页。

[7] 蒋介石：《主动的精义与方法》，《庐山训练集》，第193～194页。

[8] 《蒋中正电蒋光鼐蔡廷锴我闽军主力应待其西撤时腰击之不必正面进援（1933年9月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20200019089。

[9] 杨伯涛：《蒋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攻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