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福建事变爆发与国共的应对（第3/11页）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蔡对苏联的期望之切以及与中共接触的良苦用心，而潘的回答也极具外交艺术，更有意思的是，当蔡在潘的提示下谈到其与美国的接触时，潘不仅没有表示反感，而且予以充分的理解，以致蔡高兴地表示：“你们有开阔的眼界。”此中体现的中共党人的灵活态度，绝非习称的所谓“左”倾教条可以概括。

1933年11月20日，以十九路军武力为基础，李济深、陈铭枢及蒋光鼐、蔡廷锴等领导的福建事变爆发。福建方面召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改定国号，公然与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对抗。虽然此前中共与十九路军早有接触，但对事变不悉底细，因此公开态度十分谨慎，代表中共中央态度的是张闻天发表的文章。文章一方面重申愿意在三条件下与任何人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同时申明共产国际的观点，即“整个国民党，不论是南京或是广东，都是投降帝国主义的。广东国民党政府的空喊‘抗日’，不过表明它是另一帝国主义，即英帝国主义的走狗”。文章强调，与靠拢共产党，甚至“抛弃国民党招牌，而采用一些‘动人的’新的名称”的国民党军阀签订反日反蒋作战协定，“这是一种妥协，也许是非常短促的妥协，但是我们并不拒绝这种妥协”。张闻天批评了否认这种妥协的“左”倾幼稚病，同时重点批评了主张信守协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利用一切条约上的可能去开展在他统治区域内的群众斗争，在最广泛的反日反帝反蒋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最无情的揭破一切他们的动摇、不彻底与欺骗，来争取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127]随后，中共中央发布的宣言则以教训的口吻告诫：

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如若停止于目前的状态，而不在行动上去证明它真正把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给与人民，它真正采取了紧急的办法去改善了工农与贫民的生活，它真正准备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且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去进行反日反蒋的战争，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切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128]

作为十分重视宣传作用的政党，中共中央的公开表态和真实立场其实存有弹性，这一点，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就可看出端倪：“为了不致因同军阀的妥协而损害我们在群众面前的威信，苏维埃政府应该以红军斗争和改善苏区居民经济状况的需要来全面解释自己参加谈判的做法。”[129]因此，与公开表态的尖锐批评不同，中共和共产国际实际对闽态度要复杂得多。陈云在阐述闽变后福建赤色工会任务时谈道：“不估计到一部分群众对于人民革命政府的影响，不估计群众今天觉悟的程度，在群众中简单的把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与反对人民革命政府并立起来，或者不在发动群众的运动中在群众面前实际证明人民革命政府不是革命的，而只是空叫反对人民革命政府的欺骗，那就非但不能组织真正群众的革命斗争，而且不能争取群众。”他进一步指出：

依照福建目前的具体情形，赤色工会与革命的反帝组织，必须向一切黄色工会与反动派别领导之下的反帝的工人的组织，与向他们的群众，提议建立反日反国民党与反动资本进攻的统一战线。这个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团聚一切群众的力量与可能联合，虽然是动摇的力量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为了争取对于这些组织中的群众的领导。[130]

陈云提到的所谓“反动派别领导之下的反帝的工人的组织”，后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索解，但它却是中共在当时理论和现实环境下面对复杂形势的真实反映，字面的批判和实际的争取在这里被奇特地统一起来。1933年11月23日，共产国际针对广州方面寻求与苏区接触的电文明确指示：“如果广州人意在反对19路军，那我们就不该同他们谈判，以期不削弱19路军反日反蒋的立场。”此中所表现的对福建方面的支持和信任相当明显。而共产国际代表更直接就双方共同组建军队征询国际方面：“是否同意苏维埃政府建议蔡廷锴靠自己的力量组织不叫红军而叫人民革命军的工农武装？我们有人，但没有武器。这些力量应该同红军和福建军队实行合作来对付南京的进攻。”[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