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财政紧张下的民众负担（第3/4页）

庞大的工作人员队伍，使脱产人员比例空前提高。根据毛泽东对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长冈乡全乡1785人，调县以上工作人员34人，如果加上区、乡工作人员，干部人数超过人口比例的2%。出外工作人员一共有94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者226人，总计出外320人，占人口总数的17.9%。才溪乡全乡4928人，调外工作的186人，加上参加红军者共1040人，占人口总数的21.2%。[177]这样的比例不仅出现在这两个先进区，其他区也大体和其相当。上杭通贤区通贤乡实有劳动力为41人，出外工作人员达到62人，参加红军、做长期夫子和赤少队、模范营者103人，后两者远远多于留在农村的劳动力。[178]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到三四十万人，平均每8个人就要负担一个脱产、半脱产人员，民众的负担对象大大增加。张闻天曾经谈道：“常常有这样的同志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一点的。”[179]虽然他批评了上述说法，但这种说法相当程度反映着当时的现实。

沉重的负担加剧了苏区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赣东北苏区1930年11月至1931年3月收入总数不过75000元，但每月支出达7万～8万元；1931年总亏空大洋66511元、金子1205两，[180]严重入不敷出。紧邻中央苏区的湘赣苏区1932年9月至1933年8月底一年的收支账是：大宗收入包括土地税58740元，造币厂盈利50207元，金矿局盈利2426元，营业税20707元，纸业合作社798元，罚没款2855元，豪款10768元，杂收786元，富农捐款5977元，各县缴款7688元，加上其他收入总计161939元。支出包括行政费22227元，帮助各县经费2856元，军费191783元，司法费268元，保卫费13112元，教育费275元，津贴费29249元，国营支出845元，临时费357元，加上其他支出共252612元。[181]收支相抵，赤字达9万余元。中央苏区由于机构庞大，军力较强，费用消耗更大。曾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的杨岳彬在投降国民党后谈到1933年度中央苏区的经费使用情况：“截至去年十二月止，每月军事用费（包括匪军伙食及购买药材等）达四十万元以上，各级伪政府经费约十余万元。”[182]杨还没有提到各级党组织的费用。以此推算，1933年苏区维持运转的费用达600万元以上。与此同时，收入状况却不容乐观，早在1930年闽西就出现亏空，该年4～10月收入142000余元，支出182000余元，入不敷出4万元。[183]1932年中央苏区征收的土地税在73.4万元以上。1933年土地税为粮食征收，计22.5万担，按照政府指定粮价5元计算，换算成现金是112.5万元。即使按照市场价格翻番计算，也只有200多万元。维持苏区运转主要必须依靠打土豪及其他非常规收入，同时发行公债弥补亏空。

在中央苏区遭遇财政困难时，苏俄方面曾力图提供支持。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和苏俄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看一看1928年共产国际的有关电文，就可以对这一点有清楚的了解。下面是1928年苏俄援助东亚各国的资金清单：

拨给中国共产党第二季度（4月、5月和6月）每月12820美元。

拨给日本人共产党每月1025美元。

可以拨给朝鲜人每月256美元作为日常开支。

拨给中国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7692美元；可以在这个数目范围内拨给他们。

拨给日本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512美元。可以在这个数目范围内拨给他们。

拨给朝鲜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460美元。可以在这个数目范围内拨给他们。[184]

苏俄给中共党人的援助要远远高于日本和朝鲜，这当然是由于中国革命运动开展的程度所决定的，中国是苏俄在东方推动革命的主要期待。在中国革命遭遇困难时，为支持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苏俄更是殚精竭虑。1933年10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上海中央局，询问：“请弄清楚并尽快告知，能否购买几架飞机，特别是歼击机。有否希望委托可靠的飞行员把这些飞机从空中提供给苏区？”同时要求上海中央局尽力为中央苏区购买药品和防毒面具，强调：“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可以拨出专项经费。”[185]10月底，由于中共方面与十九路军接触，十九路军答应居间为中共购买武器弹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致电国际方面，告其“紧急寄出5万元，有购买弹药的可能性”；随后又告以：“购买药品，先急需3万元。”[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