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民党军作战基础的增进（第2/2页）

经过庐山训练及部队整训，国民党军队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精神确有一定提高。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中高级官员大都能身先士卒，出现在战场第一线。从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伤亡情况看，该路军伤亡军官总数988人，伤亡士兵总数10755人，[65]军官和士兵之比约1∶11，高于战斗部队实际官兵比。军官伤亡较重和其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相关。第五次“围剿”时，国民党军师、旅长一级指挥员经常出现在战场第一线，团长一级指挥员则直接指挥并于必要时参加战斗。德胜关、寨头隘、大罗山等战役中，第六十七师三九九团团长、七十九师二三五旅四七四团团长、六师十八旅三十六团团长都能身先士卒，亲率所部与红军展开肉搏战，第六师十八旅三十六团团长并当场阵亡。国民党方面总结战役得手主要原因即为：“各高级指挥官身临前线，从容指挥。”[66]凤翔峰一役，四七〇团第二、三营代营长均先后伤亡，“连长以下干部伤亡已达二十余员”，“第六连之连排长伤亡殆尽，仅赖一军士毛炳芳指挥”，[67]但仍能守住阵地。鸡公山战斗中国民党军也异常奋勇，红军战报记载，当时守军为红军一个营部队，在团长、营长率领下坚守，“当敌迫至工事近前时，该营长即令战斗员将炸弹收集起来连掷五六弹，伤敌三十余名，但敌仍继续攻击，该营长旋即牺牲，不久该团长亦受伤，而部队失了掌握，加以手榴弹告绝，子弹所有亦无几系（原文如此——引者注），致放弃阵地”。[68]国民党军的上述表现，为红军指挥员所注意，时任红五军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表现颇为顽强，“尽管敌人在红军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后面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69]整个“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70]

注意发挥前线指挥官主动性，不过多干预具体作战，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指挥作战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前线指挥官也表现出相当强的主动精神，对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1、2月间，陈诚与蒋介石曾围绕着福建事变后的主攻方向展开争论，最后以蒋介石的退让而告终。1934年2月，汤恩伯第十纵队和刘和鼎第九纵队准备进攻闽西北的将乐、沙县，然后与第三路军配合进窥建宁。17日，蒋介石致电刘、汤，令其迅速在将乐、沙县发动，要求其“就近审度情势，从速断行，但无论如何，将乐应派队先行占领，俾得相机截击匪部西窜之路”。[71]18日，刘、汤致电蒋介石，同意“以主力使用于将乐方面”。[72]22日，鉴于将乐处沙县、建宁之间，先攻将乐，有“两侧均受威胁”[73]之虞，刘、汤决定改变计划，先攻沙县，并立即付诸实施。2月25日和3月6日，刘、汤所部先后进占沙县、将乐。根据以占领要地而不以实施歼灭战为主的“围剿”总方针，刘、汤先攻沙县的行动有效却不失稳重，而蒋实施中间突破、先占将乐切断建宁红军退路的想法虽然凶狠，但风险相对较大，和稳中求进的总思路不无抵触。正因如此，虽然刘、汤的行动和蒋的具体作战指示相违背，蒋事后却未追究。对此，东路军有关战报总结为：“匪踪飘忽无常，情况变化靡定，关于各部队作战部署与进展步骤为适时到达，皆以电达要旨命令，俾前方指挥官，得以酌量情况，敏活运用。”[74]得意之色溢于言表。第五次“围剿”中，陈诚、汤恩伯等国民党军前线将领在战役指挥上的机动处置及蒋介石对其意见的尊重和接受，既调动了前线将领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也使国民党军作战指挥和作战方针更切合前线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