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央苏区的政权（第8/8页）

于都县干部整体腐败案暴露出苏维埃政权的干部机制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张闻天所写到的：

县委书记刘洪清当粤赣省委决定撤消他的工作时，他在会议上照着党委的批评依样画葫芦的承认了一些错误，其它的许多严重问题他是一句也不说的。他对于其它许多同他一样犯错误的人，也是一句话不说的。其它的县委负责人，也同样的仅仅批评了刘洪清已被揭破了的错误了事，多一句也是不肯说的。在撤消县苏主席熊仙璧的主席团会议上，也同样的重复了这一幕滑稽剧。甚至粮食部副部长会把与这一会议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同他自己工作也不相干的统计，如红军家属多少，男女多少等等来念一顿，但对于当前的问题，是愿意表示完全的沉默。[105]

干部内部相互包庇，串通一气，缺乏原则立场，同时群众对干部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有效监督，这就给干部腐败提供了温床。在于都问题暴露后不久，赣县又发现据称不比于都问题小的贪污腐败案，“赣县县委的问题与于都县委无二样，而且更加严重”。赣县“区一级机关中投机商人更可以顺利的提到领导机关来，利用国家机关盗窃苏维埃的财产，大做其投机生意，江口区委区苏及江口商店就是样本的例子”。该县财政部门负责人刘绍稷“占据苏维埃财政机关公开的贪污，把苏维埃所没收的鸦片烟蒸过后勾结富农去贩卖，可以拿成千的银钱。用地主豪绅房屋的材料，不分给群众而为自己造大栋房子，每日酒肉，过其腐化生活”。[106]可见于都的问题并非特例。

中央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创造了中共历史上值得书写的民主范本，包括党内的批评可以相当充分地开展，报纸和舆论的监督比较严厉，乡村的民主选举有一定操作意义，轻骑队等具有官民合作背景的组织活动积极等，这些都使中共政权呈现出了自古未有的活力，群众对政治的参与空前广泛。苏维埃政权通过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和民众、舆论的外在监督予权力腐败以严厉控制，为中共廉洁政治、革新社会提供了成功经验。虽然由于权力的腐蚀，腐败现象仍然难以根除，产生腐败的温床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但中共当年在有限时间和条件下作出的有益尝试，仍然值得后人认真总结、谦虚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