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共较量中的地缘政治（第6/15页）

[14] 关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名称，有关论著多采用“临时中央”的提法，严格说，这一名称并不准确。由于中共不能公开活动等多种原因，自1928年六大后，中共党的代表大会未按期举行，六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一直延续到1945年七大。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六大的中央委员会曾经在领导体系上发生动摇，“临时中央”的说法不能获得合理的根据。现在通常所谓“临时中央”，实际是指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向忠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被捕，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紧急改组，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应该指出，临时中央政治局只是相对中央领导机构而言，不能放大到中共中央这一概念，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当时中共中央使用过“临时中央”这一提法。而且，即就临时中央政治局而言，其组成后报请共产国际批准，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批准中共关于临时中央局组成人员的提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92（Б）号记录（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第65页）在当时状况下，这意味着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合法化，所以此后共产国际文件不再使用临时中央政治局，而是直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04（Б）号决议（1931年12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83页）对此，博古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曾提到，自己“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转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52页）盛岳也回忆：“在它管事期间没有人把它当成临时机构，它也没有用临时中央名义下发文件。大家都把它当成中央，它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共产国际也确实承认它是中央。”（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第271页）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瑞金举行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四中全会后组成的政治局完成其历史使命。

[15] 《王明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32年11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253页。

[1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第284号记录（1932年12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253页。

[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354页。

[18] 《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196页。

[19]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6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166页。

[20]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第100～101页。

[21]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第255页。

[22]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76～77页。

[23]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77页。

[24]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95页。

[25] 毛泽东：《新形势与新任务》，《红色中华》第97期，1933年7月29日。

[26] 《在七大的建军报告（初稿）》，1945年3月1日。

[27]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第344页。

[28] 《大龙坪附近战斗详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20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印，1991，第126页。

[29] 《杨尚昆回忆录》，第214页。

[3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82页。

[31] 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