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毛泽东眼中走进苏区（第5/18页）

贫农团和苏维埃之间围绕着中农问题的冲突，颇具意味。尽管苏维埃本身就是一个以保护贫苦大众利益为职志的阶级政权，但面对贫农团这样纯粹的阶级组织，在阶级话语具有压倒性的政治优势背景下，有时也会显得力不从心，遑论贫农和中农之间的直接对垒。所以，中共在组织贫农团时，虽然一直强调“贫农团的会员虽只限于贫农以下的人，但绝对不是反中农的；相反的，它应在一切活动中吸引中农于其周围”，[102]但正如贫农团与苏维埃政权在对中农的判断发生冲突时所显示的，作为农村两个具有重大影响的阶层，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并不总能一致，当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农的命运事实上就已经被决定了。苏区社会政治的排异性及在阶级话语下置身中农和贫农间的尴尬处境于此显露无遗。

当然，中共对中农的重视确实是真诚的，尽力使中农成为苏区社会的主流阶层，符合中共的战略利益，因此，中共一再要求：“应推选中农的积极分子到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各种委员会中去参加工作，应组织中农到农村中各种补助团体如文化教育组织以至武装组织中去，以巩固与中农的联盟。”[103]张闻天1933年更从动态角度具体阐发了制定正确的中农政策的意义：“中农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内占最大数量。在许多区域内虽是贫农出身的农民占多数，但是在从土地革命之后，这些贫农将逐渐的变为中农。这一特点，对于我们有极重大的意义。如若我们不能巩固同中农的联合，苏维埃革命是没法胜利的。”张闻天明确指出：“在开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我们不要一刻忘记联合中农，这需要我们党的领导同志，最审慎的细心来感觉它们每一个的情绪与他们的要求。”[104]张闻天的文章，诚恳而又苦口婆心，体现出中共中央对此的高度重视，然而，紧接着张闻天这篇文章开展的查田运动，就一度形成了普遍打击中农的局面，其间的落差，既让人有哭笑不得之感，却也显示出了历史的复杂。事实上，对中农的打击，在1950年代之前中共的历史上屡见不鲜。笔者在考察了三年内战时期中农命运后曾经写道：

1950年代中期，为尽可能扩大依赖面，中共中央又进一步对中农实行细分，将下中农从中农中间析分出来，“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105]1960年代后一度风行的“贫下中农”的提法，就是这一政策延续的结果。中农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在当年中共的阶级分析系统中，最终是通过对中农本身的细分得到解决，这既是中共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中国社会实际认识的反映，同时也说明中农在内战时期的遭遇，在当时的认识和分析系统中，确非偶然。[106]

以此观照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农的命运，似也不乏其针对性。

（3）公田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宗族势力发达，在许多地区，宗族不仅拥有社会政治权威，而且占有土地。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主要以宗族占有形式出现的公田占据很大比例：“在江南，族有田产底发达，构成一种特色”。[107]根据1950年初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统计，浙江公堂土地占比为16.35%，安徽为4.17%，苏南为5.9%。[108]中央苏区中心区的江西属公田发达地区，国共两党的调查中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里占地广大的公田，中共江西省委1932年5月的工作报告记载：“江西公堂祠堂的土地特别多。”[109]国民党方面在武力恢复对苏区控制后，也报告这里“公田甚多”。[110]

从公田分布看，一般在较为偏僻地区，由于宗族势力强盛，公田比例更高。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都是公田比例较高地区。以福建而言，福建全省公田占比达29.36%，[111]这个比例放到全国与其他省份做横向比较，都是名列前茅的。而属于中央苏区的闽西地区比例又要高过全省均值：“闽北、闽西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沿海各地只占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112]如闽北闽西的古田过溪占61.4%，建阳营前占37.31%，永定中川村占70.04%，永定西湖村占60%，永安吉前保占56.6%，普遍达到总田亩的50%以上。根据土改时期的统计，长汀土改前公田达19万余亩，占全县总耕地39万余亩的49.065%；[113]建宁公田67605亩，占总耕地166103亩的23.68%。[114]相对而言，福建沿海地区公田比例要低一些，永春（7个村）占29.53%，莆田华西占21.87%，南安新榜村占15%，福州市郊（2个村）占7.98%，福清梧屿村占9.02%。[115]泉州地委调查，闽南公田占总耕地面积的20%左右。[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