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青年有智慧，假如老人有力量（第5/6页）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国际冲突的原因不在于利益冲突，而在于利益冲突能否纳入当时的国际体系。明太祖和清世宗对朝鲜和越南的领土让步范围远远超过东海和南海的无人岛屿，但不会引起任何严重后果；因为在天下的体系中，帝国向藩属割地无异于内地省份对边远省份的照顾。英法两国的殖民地纠纷是可以协调的；因为双方的要求具体而有限，可以在现存国际体系中通过利益交换解决。英德冲突最终导致国际体系瓦解；因为德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摩洛哥或刚果，而是改造国际旧秩序。当今之世，只有中国存在这种德国式的处境。如果她突然改弦易辙，把“融入西方”视为自己的最终命运；就无异于宣布拿破仑战争（反帝革命）以来的一切牺牲都是谬误和徒劳，官方的英雄将一变为坑害和欺骗同胞的恶棍。在一个以世俗历史为合法性源泉的国度，修改国家命运（无论是革命还是复兴）就是宪法危机。中国革命和复兴针对的目标都是西方霸权（西方秩序），在国际上融入现存秩序意味着在国内瓦解现存秩序。欧盟的超国家和后国家秩序必须以德国原有宪制和历史解释的毁灭为代价。只有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种植果树可以不种树根，只种结实的树枝；越过残酷的暑热，直接进入温馨的收获季节。

基辛格从来不是清教徒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饱经世故的欧洲人——不，中欧人。他知道最大的危险在哪里，在全书最后一章提到了1907年的《克劳备忘录》。“克劳的结论是，德国宣称追求什么目标没有关系。无论德国遵循什么路线，‘德国打造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显然是明智之举’。一旦德国取得海上优势，克劳评估称，不管德国的意图是什么，这本身就是对英国的客观威胁，‘与大英帝国的生存互不相容’。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式保证没有意义。无论德国政府如何表白，结果依然是‘对世界形成巨大威胁，如同通过预谋蓄意占领一块阵地’。即便德国温和的政治家想要表达诚意，德国温和的外交政策也能‘随时消失’在追求霸权的阴谋诡计中。因此，在克劳的分析中，结构性要素排斥合作甚至互信。克劳不无挖苦地说：‘一国针对邻国的野心一般不公开宣示，因此不宣示自己的野心，甚至向所有国家表示无限的政治善意，都证明不了该国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说算不上不公平。’由于事关重大，这‘英国冒不起任何风险’。伦敦必须做最坏的设想，并基于这一设想而采取行动。至少只要德国在建设一支庞大的、极具威胁的海军，英国就应该这么做。换言之，1907年已不再有任何外交空间，事态已经演变成谁会在危机中让步，而且一旦条件得不到满足，战争就几乎不可避免。7年后，世界大战爆发了。如果让克劳分析当今的局势，他可能会得出与1907年报告类似的判断。我大致介绍一下他的解读，因为他的解读很接近太平洋两岸广泛持有的观点。”

表象与现实，时间与命运

如果本书就这样结束于这种斯宾格勒式的宿命前景，基辛格就没有必要再提出任何忠告了。也就是说，本书就不再有问世的必要。这样的结论无疑会进一步刺激和强化危险的权力政治，也会使基辛格本人无法继续发挥“中国之友”作用。因此，本书将不再是一部著作，而会是一种政治行动——至少在中国方面的影响会是这样。基辛格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怎样对中国人说话，他当然不会这样简单粗暴。本书最后的部分可以概括为：尽管形势如此危险，和平与合作仍然有望。他甚至引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为结束。对于一位老牌的现实主义者，这种做法非常不寻常；因为他在毕生的实践和著述中，很少忘记嘲笑或蔑视理想主义者。照他的看法，后者眛于权力政治的性质，造成的灾难远远超过了清醒而明智的现实主义者。当然，他针对的主要目标是美国的清教徒理想主义；不过康德主义纲领显然比威尔逊主义传统更空洞、更不切实际。历来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后者的实践是要认真对待的，对前者只承认其文献价值——因为根本不存在任何康德主义外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