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与民主之间：英国混合宪制的没落与军事-工业共同体的成长（第5/6页）

欧洲的灯光再也没有点亮。还乡的军人面对一个陌生的社会，这里没有他们原来的位置。他们将成为布尔什维克、弗兰格尔、卡普民族团、铁血十字架、法西斯、日耳曼民族社会主义的干柴，等待下一次的火，好用他们业已习惯的暴力文化摧毁十九世纪游戏规则。唯有英美两国，复员者平静地返回社会，温斯顿·丘吉尔有理由自豪。英国正因为战事对工业结构的干扰相对较小，战后削减军备必不可免的痛苦也就相应较轻，费希尔体系再一次证明较雅各宾动员或鲁登道夫统制更有弹性。但是，有一件事永远改变了：今天的劳工、昨天的军人已经了解自己的强大。战时高薪不可能削减，战时劳动组合不可能后退，全民兵役必须导向全民普选。在这场漩涡中，古老矜持的自由党虽有劳合·乔治的一意迎合，还是沉没了。保守党人证明自己更为机会主义，更为群众路线。然而，20世纪属于劳工；唯有他们才是大战的继承人。爱德华一朝的景气原有军备开支的拉动作用，乔治一朝的萧条也与（以裁军为中心的）复原疗法不可分离，早在凯恩斯理论成胎以前，凯恩斯式实践就已经存在了。只要劳工垄断持续上升，维多利亚自由主义就不可能恢复。乔治朝失意的自由党人首先乞灵于凯恩斯，保守党人用其实而拒其名。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未能完成的，艾德礼政府尽其全功。英国仍然要做人类的楷模，这一次不再是自由主义的典范，而是福利国家的典范。社会化意味着在和平时期对全民实行战时协调，为国工作的工人将像以往为国献身的军人一样，有权享受永久的国家关照——也必然承受更多的国家监控与训规。在这场和平革命中，军工工人作为技术最高、组织最良、经济最富的劳工集团，始终是赢家。

贵族在两次大战和战后都是最大的输家。他们不仅在一战中身先士卒，丧失了大部分精英，而且承受了最重的战争和社会福利开支。根据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标准，阿斯奎斯内阁的所得税已经无异于抢劫；战后这种（针对富人的）歧视性税收又增加了三倍。1941年，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将所得税税率提高到破天荒的97.5%。[14]无须工党（他们在图解历史中独占了贵族杀手的角色）上台，混合宪制已经所剩无几。

众所周知，英格兰混合宪制的核心就在于各等级分享权力。贵族长期居于宪制的核心地位，一再成功地抵制了君主扩张权力的企图；这是英国历史路径有异于欧洲大陆、更不用说东方的主要原因。英格兰之所以成为“宪政之母”，秘密就在这里。美国国父们和十九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反对“一切权力归下议院”，原因也在这里。不过，布莱尔工党政府已经在1999年完成了针对上议院的最后打击。此后，联合王国混合宪制的成分已经所剩无几；跟女王陛下一样，主要作为象征而存在。在宪法意义上，二十一世纪的英国可以视为单一人民主权的国家。只有到这时，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差别才真正消失。

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最喜欢嘲笑法郎。相对于英镑的二百年坚挺，法兰西列王和共和国的通货膨胀纪录最直观地证明了英格兰宪制的优越性。英镑坚挺是纳税人——有产阶级切实行使宪法权利的证明。法郎软弱是吏治国家滥用权力（等于公共开支失控）的自然表现。无论开支理由在于战争还是福利，绝对权力来自君主还是人民，财政保守主义的失败就是宪政的失败。从这种意义上讲，一战后的西方世界已经步入宪政退化时期。二战和冷战大体上加剧了这种趋势，凯恩斯主义或其他名义的扩张型财政只是宪制退化的经济症状而已。在极端情况下，拉美共和制的工资-物价螺旋升级导致一年百分之数千的通货膨胀。英国即使在卡拉汉政府的灾难时期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但她仍然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这条路的终点是拉丁式吏治国家：日益庞大的行政官吏集团为自己的利益治理国家。国会日益退化为歌舞伎表演，只能对官吏制定的一揽子立法行使“完全批准或完全拒绝”（后者意味着提前大选）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与官吏的关系酷似十九世纪国王与国会的关系：前者仍然享有一切理论上的权力；但由于长期疏离于政务，已经不敢冒险否决后者（实际施政者）提出的任何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