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真：历史主义的经验与经验主义的历史（第3/6页）

理性与经验：两种启蒙

在休谟、伏尔泰和吉本的时代，有限理性和绝对理性的分歧还停留在思辨的层面。在更粗糙、更混浊、更吸引眼球的现实层面，信赖理性的契约论者和信赖传统和习惯的经验论者习惯于相互声援、泛泛支持笼统的“理性与进步”，不去追究“哪种理性？”、“如何进步”。直到法国大革命不允许他们继续含混下去，经验主义通过习俗走向保守自由主义、理性主义通过契约走向民主自由主义。

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首先设定类似几何公理（不证而自明）的原始状态，再运用演绎法推出社会契约。霍布斯的原始状态意味着绝对的匮乏和危险，社会契约建立在直接而迫切的安全需求之上。洛克的原始状态比较丰裕而和睦，社会契约的目的是保持财产和防御外敌———二者都是深谋远虑的预防措施而不是迫在眉睫的危险应变。[27]理性人和契约论互为表里，情感在政治共同体中毫无地位。

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恰好以情感为基础。“正义的起源说明了财产的起源，同一人为措施产生了这两者。我们的最初的、最自然的道德感既然建立在我们情感的本性上，并且使我们先照顾到自己和亲友，然后顾到生人；因此，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有固定的权利或财产权那样一回事，因为人类种种对立的感情使他们趋向种种相反的方向，而且不受任何协议或合同（契约）的约束”[28]。于是，自然状态和原始契约都成了多余的假设。

休谟的逻辑起点是：意动和行动是道德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能跨越认识和行动之间的界限。道德判断也是道德感情的产物，理性只知真伪、不知有恶，不能跨越认识和价值之间的界限。因此，“道德上的善恶区别并不是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完全消极的，永不能像良心和道德感一样，成为一个积极原则的源泉”[29]。如果人类能够不受想象和感情的影响，随时愿意为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政府本来没有存在的必要。通过社会契约而建构共同体，只是又一个哲学上的虚构。现实的社会共同体只能通过历史习惯、风俗和长期无意识的文化演进逐渐形成。[30]

经验的重要性在于：它业已涵盖了人类的无知和非理性，通过了长期历史淘汰机制，证明了自己的生存能力。[31]休谟不认为传统或宗教本身具备正面价值或体现超验真理（这是德国浪漫派的观念），[32]而是认为它们在特殊环境下的历史效用对人类的缺陷或弱点有补偿作用或能与之相互适应。[33]

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反启蒙

理性和启蒙构成现代性的基石；原子论个人主义、理性人和契约论犹如现代性城堡上的招展的军旗，吸引了各方面攻城部队的最大火力。然而各种反启蒙思想之间的分歧，往往比它们自身跟启蒙思想的分歧更大、更难调和。盎格鲁托利史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共同之处在于重视具体和特殊、反对普遍和齐一；但他们的共同点也就到此为止。他们反对的普遍和齐一同出一源；重视的具体和特殊却南辕北辙。

盎格鲁保守主义的根基在经验主义；一旦走出英语世界，这种保守主义就会自动形成其他文化-政治体系中的激进自由主义（如果不是帝国主义和文化种族主义的话）、无情地腐蚀非盎格鲁的历史传统。从经验主义的立场看，理性和启蒙的根本问题是：它们高估人类极其有限的认知能力。启蒙史学家的普遍错误是：过于草率的概括化和建立因果关系的倾向。[34]只有经验保存的尝试-错误-修正经历才是最可靠的。盎格鲁保守主义的经典论断是：英格兰宪法和英格兰宪法演化史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命名，没有普世价值，只有英格兰的古老自由；原因都在于此。

然而，有一种东西比普遍理性的概括更缺乏尝试-错误-修正的经验主义筛选，那就是先验、神秘、超个人的民族共同体理念。赫尔德把民族生命与个体生命相提并论，[35]已经从经验的泥土飞向先验的虚空，使绝对理性的空中楼阁相形之下显得非常现实；他的继承者更进一步，直接用先验共同体取代了具体的人，把历史变成了历史哲学。感性对理性的胜利，在休谟和柏克那里，意味着丰满的具体经验优于贫乏的普遍理性；[36]在特赖奇克和李斯特那里，意味着神秘的抽象建构优于世俗的普遍理性。[37]赫尔德把民族历史的展开称为“植物隐藏在种子中”，意味着历史业已神秘预定；[38]休谟和梅特兰把英国宪制视为盲目摸索、淘汰的达尔文式进程。两者都反对法国启蒙者的机械进步论；然而思想流派与政治派系不同，敌人的敌人不是朋友，而是更为异己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