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路、拜占庭之路与诸神的裁决（第8/9页）

诸神微笑，又一轮竞技行将结束。

末人是幸福的。至少，在祖辈争取迈入历史的斗争结束后，后辈化作历史的原料和劫灰之前，他们将一直享受历史终结的幸福。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这段时间称为“盛世”。乱世之民——轮回中的碎屑、末人之后的历史原料、斯宾格勒笔下的费拉民族——只会羡慕“历史终结”和“史后之人”，恐惧残酷的“历史”和“历史之人”，却不能理解其间的一饮一啄，以为一切都是人事和政策的优劣所致。因为理解“历史”的能力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可能在“史后之人”当中长期维持。

“历史之人”却能够预先理解尚未诞生的“史后之人”，犹如人类理解群蚁，轻蔑掺杂羨慕。“史后之人”生于游戏规则既定之世，除个人时运穷通外，不知有他，腹未必实而心常虚，颇有混沌之福，毕生不解自由、抉择、责任的无限痛苦、无限孤独。他们的命运已由“历史之人”预断。

诸神微笑，人的火焰凌虚绝顶、刹那嘶灭。“意义”是宇宙的游戏，终将回到宇宙或“无意义”的劫火中。

[1] 库斯科（Cuzco），秘鲁古城，原为印加帝国首都，建有一座大教堂。

[2] 孟菲斯（Memphis），埃及古城，位于今开罗西南约30公里处，开罗全城遍布清真寺，号称“千塔之城”。

[3]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nc. , 2004, pp.303-304.

[4] 见《英国国教会信纲》。1552年由国教会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起草制订《四十二条信纲》。10年后，国教公会议将其修订为三十九条，最后于1571年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主持定稿，经公会议和国会通过，定为英格兰国教会信纲，编入《公祷书》，沿用至今。

[5] R.B.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6] R.B.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1页。

[7]这场战役是由查理一世企图在苏格兰恢复主教制引起的，查理一世为筹军费与国会起衅，内战爆发。参见屈勒味林《英国史》中册第四卷《国会的自由及海外膨胀 斯图亚特时期》第二章《苏格兰的叛乱 长国会》，钱端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12-523页。

[8] 这场战役是由查理二世企图在苏格兰恢复主教制引起的，苏格兰长老派刺杀了查理派来的圣安德鲁斯大主教，进据格拉斯哥，在博斯威尔桥被王军击败。参见David Hume，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 ，2004，pp1926-1974。

[9] 这场战役是由詹姆斯二世企图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引起的，参见David Hume，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2004，pp2000-2029。

[10] Edited by Anthony Fletcher and Peter Robert,Religon,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82-183.

[11] Edited by Anthony Fletcher and Peter Robert,Religon,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85.

[12]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 ,2004,pp1669-1712.

[13] 殖民时代的“七海”是指东印度航线所经过的七片海域：班达海、西里伯斯海、弗洛勒斯海、爪哇海、中国南海、苏禄海、帝汶海。

[14] 参见汤因比（A.J. Toynbee）《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5-146页。

[15]参见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64页。

[16] “爱德华·科克爵士和许多国会反对党都是好古成癖的法律家。……长期国会让西蒙德·戴维斯爵士负责研究伦敦塔档案，以便为国会的所作所为提供传统依据。他什么也没研究处理，但这并没有阻止国会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见Christopher Hill，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Thomas and Sons Ltd ，1961，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