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路、拜占庭之路与诸神的裁决（第5/9页）

《黑海海峡公约》奠定了19世纪英国的东方政策的基础，帕麦斯顿政府使英国承担了奥斯曼帝国海峡主权保卫者的任务，这一任务有赖于大国俱乐部的成员信守承诺、保持外交政策的延续性。然而，1848年革命打击了旧欧洲的大国协调机制和共同价值观——正统原则，国际会议所作承诺的可信度也随之大打折扣。法国革命政府宣布：“在法兰西共和国公众眼中，1815年诸条约已不复存在。”[20]拉马丁的宣言是一个划时代的行动——第一次有一个强国政府发表正式宣言，宣布国际会议所做安排没有道义上的效力。拉马丁把国际关系放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尽管他的原意并不是要这样。[21]

此后的半个世纪是均势外交江河日下、强权外交崭露头角的时代。1852年，罗素勋爵警告说：“一百多年来，我们与欧洲政治体系联合在一起……国际均势如果受到严重威胁，最后就可能引起战争。”[22]然而，“1857年，已经没有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维护现状的义务”[23]。1864年，迪士雷利在下议院辩论中说，势力均衡理论“是以一种陈旧制度的过时传统为基础的”[24]。这话无隙可击，可惜即将取代正统原则和陈旧制度的民族主义原则的确是“嘲弄条约，践踏历史权利，破坏正常的外交活动，扰乱一切局势……到明天也许要发动不义的战争”[25]。1875年7月，巴尔干的多事之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烽烟再起，俄国以保护保加利亚人免遭土耳其屠杀为词，兵临君士坦丁堡城门，以单边行动强迫土耳其签订《圣斯蒂法诺条约》。东方问题再度进入外交家的视野，验证了保守派人士对民族主义兴起所作的不祥预言。再加上英国国内体制日益向政党政治和大众民主方向倾斜，迪士雷利必须应对帕麦斯顿不必重视的两个因素：俄罗斯外交渐渐受到泛斯拉夫主义驱动；格莱斯顿的自由党鼓吹反对土耳其屠杀的人权外交。因此他的回旋余地远不如帕麦斯顿。

1878年柏林会议是大国协调和均势外交的回光返照，英国扮演了制衡者的角色，迫使俄国吐出已经到手的利益。此后直到大战爆发，每一次国际会议都起了恶化危机、加强对抗的作用。表面上看，迪士雷利兵不血刃地实现了他的大部分外交目的：保存土耳其帝国，逼退了俄罗斯，压制了巴尔干小邦的民族主义，拆散了大保加利亚，取得了塞浦路斯的托管权。英国在东地中海的霸权达到历史巅峰。然而这些成就都在流沙中消失了。受挫的俄国放弃幻想，由欧洲的宪兵一变为巴尔干的纵火犯；德奥由诚实的掮客一变为积极的侵略者；保存下来的土耳其帝国转向民族主义，最终变成英国的敌人；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各邦很快掀起新的战争，最终将全欧洲投入战火。

英格兰回到欧洲

不列颠和撒克逊的欧洲性质是颇为可疑的，是诺曼征服缔造了欧洲的英格兰，把这个岛国纳入了西欧封建体系。亚历山大二世教皇、亨利四世皇帝和法兰西各君侯之所以单方面支持威廉公爵的冒险事业，原因就在于此。[26]英格兰的欧洲性格在金雀花王朝和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拉芒什海峡的边界作用尚且不如埃布罗河、罗纳河和马恩河。百年战争结束后，海峡再一次发挥边界作用，英格兰与欧洲之间的纽带不断受到侵蚀，宗教改革和内战后终于断裂。英格兰国运昌隆的二百年间，英国人口中的“欧洲”从加莱开始，“欧洲”的对应物不是美洲而是英国。1914年，英国无可奈何地返回欧洲，只是为了见证和参与欧洲的毁灭。

英国的外交黄金时代以英国—欧洲对立为前提，海外是一片模糊不清的背景。英格兰的使命就是保持欧洲的自由或欧洲的分裂，从而保持英国的安全和孤立——这二者都是英格兰古老自由的必要条件。大陆国家的哲人也许能够从理论上论证，但从来不可能从经验上体会：没有常备军和强大的职业官僚机器，对英格兰古老自由多么重要。这些国家甚至不假思索地认为：常备军和职业官僚就是国家本身，它们的对立面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主义。正因为如此，即使这些大陆国家自称共和国，英国仍然本能地认为：它们不是自由的国家，而且根本不懂得自由的涵义，把自由的刚健美德理解成“痛恨主人”或诸如此类充满卑贱气息的仆役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