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第22/27页）

秩序与战略

安全落差与世界秩序动力源的关系类似重力落差与水电网络动力源的关系。世界体系必须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动力源，包括既存和潜在的动力源。世界安全体系的完美程度取决于两大因素：体系对行为主体的吸纳程度，体系对动力源的开发程度。在前一方面，美国超过了罗马-意大利同盟；在后一方面，美国超过了大英帝国。由于国内宪制和缺乏刺激的缘故，它迄今尚未充分运用自己的潜力和体系的动员能力。

罗马秩序瓦解后，西方秩序沿着自发生成—崩溃—扩大—深化—重建的螺旋轨迹发展：在七年战争前夜，开启了世界体系；在一战前夜，完成了世界体系；在冷战结束时，开启了帝国体系。如果罗马式天命遵循自身的逻辑展开，穷尽其内在可能性，“9·11”以后的世界秩序就会走过以下的轨迹，回归罗马秩序——反恐（海盗）战争将帝国使命强加给不情愿的庞培，恺撒却通过平蛮（高卢）战争劫持了帝国使命。最后，埃及顺民国家（东方官僚国家）及其汲取机器为奥古斯都完成了帝国体系。罗马法统通过被动地征服，以自身秩序维系世界秩序；东方僭政通过主动地被征服，为自身输入秩序。当前业已存在的世界差序格局会不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罗马化，主要取决于秩序生产者-罗马-美国的有意和无意选择。

美国外交摆动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前者以伍德罗·威尔逊和罗纳德·里根为代表，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对美国的道德优越性非常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将自己的好运当成了自己的美德。后者以西奥多·罗斯福和理查德·尼克松为代表，能清醒地认识多色调的世界，有分寸地维护多元国际体系。吊诡的是，美国却在威尔逊传统之下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成就。历史背景早已说明了原因：威尔逊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平起平坐的两种外交学派。前者正是清教徒民情与合众国宪制的自然体现，像安泰一样吸取了西方世界最年轻民族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弥补数不尽数的技术性失误；后者只是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插曲。西奥多·罗斯福和马汉的呼声像施洗约翰的雷霆一样曲高和寡，消失在旷野中。观众赞赏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理解他们的意思，更不用说接受他们的观念了。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外交也好，他们刻意模仿的样板（俾斯麦权力外交）也好，都需要极其老练的手段，将本国宪制的空隙利用到极致。然而二者平庸的继承者都承受不起智者才能胜任的重担，迅速退回更简单僵硬的路线，况且本国政治阶层的排异反应也迫使他们只能这样做。基辛格的欧洲式权力外交必须依赖尼克松的宫廷式内政支持，二者虽然还没有直接违背宪法条文，但已经弥散出浓厚的“非美”气味，足以刺激美国政治阶层的嗅觉。元首通过（宪法地位低微，甚至不存在的）“内廷”系统推行马基雅维利式个人外交，架空（宪法地位甚高的）正式官署。这种做法是东方各帝国的政治常规（和官制演变的主要动力），在波拿巴-戴高乐式拉丁元首身上也颇为常见，但日耳曼系各邦极少容忍这种僭越。尼克松政府的凄惨下场跟美国政治阶层的长期猜疑颇有关系，基辛格的外交风格对培育国民的信任感至少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欧洲式外交是一种经验性的小步舞，依靠所有参与者的习惯性协调才能维持。这种协调运动本质上属于艺术，不应该成为科学的适当对象，因为它不可复制。即使在初始条件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本身完全相同的反应只要节奏稍快或稍慢，就会在一两代内产生戏剧性的差异。有目的、有计划的外交总是失败的，外交成功的意义其实是：通过外交对本国国民（政治阶层）进行政治训练，使其长期保持“竞技状态良好”的运动姿势。从历史进程看，与其说欧洲各邦建立了欧洲外交网络，不如说欧洲外交网络塑造了欧洲各邦——包括其宪制和民情。如果一个邦国在其宪制形成的关键时期未曾经受外交舞会的熏陶，它就永远无法弥补“青春期笨手笨脚”的痕迹，就像成年以后才学外语的人，格外依赖语法分析，并不是因为语法比语感重要，而是它的能力只能掌握语法。英国的外交传统最蔑视理论，而它最近的亲戚——美国，最喜欢引进欧洲外交理论（尤其是德国外交理论），原因就在这里；欧洲式外交在美国始终不脱“客卿”性质，经常受到国内地方性政治的约束，原因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