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肆 第十六章 神助拳，义和团（第3/9页）

不过这一切都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时候被改变了。

且说这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出兵强占胶州湾，顺手也将整个山东半岛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那里又是修教堂又是派人传播上帝思想拉人入教，忙得不亦乐乎。只不过山东这地方民风淳朴而又保守，一般好人家即便没文化，也只肯信佛道儒，并不打算跟耶和华发生些什么，于是洋教士只得一改耍嘴皮子诓人入教的传统，转而改用收买人心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你若是信我教我就给你钱，正巧那几年山东连着逢干旱，很多农民都没活路，于是便也只能一手拿钱粮，一手拿十字架了。

还有一些地痞流氓，他们未必活不下去，但一看信教能有好处，便也迅速改头换面拜起了耶稣。

平心而论，洋教士在山东乃至整个中国确实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办理医药卫生，创办孤儿院、盲人院、聋哑学校，兴办教育事业、参加扶贫救灾等社会事业等等，可以说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这伙人功不可没。

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相当多的负面效应。

首当其冲的是原有的文明体系。一些有地位有学识的人在信了教后，便往往会对中国的传统文明进行质疑，光质疑还不算，还到处宣传，比如什么佛道儒是迷信，上帝才是真科学等等，弄得一大批没啥思考能力的人也觉得中国不行，外国的月亮好像更圆一点。

倒不是说怀疑自己国家不好，只不过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节骨眼上，这么做比较危险而已，还记得高杉晋作的话么？叫“欲夺人国，必先取其心”。

其次就是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危害。

乍看之下传教跟危害老百姓似乎没啥关系，其实不然。

由于德国在山东的势力日益扩大，让诸洋和尚也沾了光，传教士在山东的地位很高，高到连官府都不敢过问的地步，即便他们杀人放火，那也只能依着德国的法律来判，这叫治外法权。

于是洋教士要盖教堂，就征走了农民的土地；要修路了，就拆了农民的房子。

这还不算什么，更糟糕的是一些流氓地痞看着入洋教不光能拿真金白银的好处还能狐假虎威地作威作福，于是便纷纷信了上帝，然后欺男霸女横行乡里，仗着背后有洋大人，都不怎么鸟官府。

这样很多本分的老实人感到了愤怒，而隐藏在山东一百多年的反政府组织义和拳则看到了生机，就这样他们重新跃上了时代的舞台，以练武练拳杀洋鬼子为名，将很多对洋人和洋教不满的老百姓组织了起来，共同对抗外来势力，并自命为义和团。

义和团的组织单位从下到上分别为坛，总坛跟团，各单位领导一般都叫大师兄，副手为二师兄。

不过这时候肯定不能再搞反清复明了，不然腹背受敌死得快，因此有一个练梅花拳的师傅叫赵三多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首次喊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也就是说我们是良民，帮助政府攘夷的良民。

同时还编了一套山歌词，没事儿嘴里就唱着玩：“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黑，全是教堂止住天……”

一边唱，一边整教民，不管是真的信耶稣还是地痞流氓为了混吃喝，总之只要信了教，跟洋人扯上了关系，那么在义和团拳民的眼里就该杀。他们把教民或者在洋人那里做事的人叫作二毛子，也就是汉奸，碰到了通常做法就是宰了。

于是在山东半岛上刮起了一股最炫攘夷风，一开始还仅限于针对教民或跟洋人直接发生关系的人群诸如买办之类，但时间一久，就连稍微跟“洋”字沾边的也不放过了，像说洋文，用洋货的，都属要肃清的对象。

洋货的范围很大，除了照相机自行车等高精尖产品之外，洋布洋货乃至铅笔橡皮等当时中国无法自行生产只能靠进口的东西都算。因此曾发生过“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这样极端的事例。

凭良心讲，这种仇恨无限扩大化的行为虽说很不可取，但多多少少也勉强算是事出有因，可这却并不是义和团所做的最可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