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叁 第十六章 两雄初会（第3/4页）

此外，李鸿章另行一文，允诺中方将对在朝鲜王宫武装冲突一事做彻底严密的调查，当然这个说过也就当调查过了，之后再也不曾有下文。

就此，这场史称甲申政变的破事儿就算是到此结束了。

就政治方面而言，清日两国算是打了个平手，一个失去了在一千多年来的藩属国国土上驻军的权利，而另一个则挨了一顿打也失去了刚刚得到的驻军权，大家都吃了些亏。

至于社会影响，大清方面其实还好，没什么太大的动静，关键是日本那边，那真是朝野震撼，尤其是对于中国不赔偿日本在朝挨打损失这一做法，各界愤慨异常，比如福泽谕吉，他就撰文一篇，声称在西洋文明如同麻疹一般四处蔓延的当今时代，日本何其不幸居然摊上了中国和朝鲜这两个拼命阻挡文明开化的“恶友”，若是再跟这帮家伙继续交往下去，估计西方列强都会把日本看作中朝两国一样的顽固不化的国家。所以，为了国家的前途着想，日本应该脱离和中国以及朝鲜的关系，不过，也不能就此将他们抛弃不管，应该要在适时的时候，拉这俩倒霉孩子一把，帮助他们走上文明开化的道路。

不过，帮归帮，但从此以后日本的国家定位则必须是与西方列强在一条船上，换言之，别把自己当亚洲国家，得当作是欧洲的。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脱亚入欧”论的简单概要。

长久以来很多国人都对此理论愤恨不已，对此我觉得我有必要说两句。

虽说我确实不喜欢这种跑人家家里帮助人家致富的行为，但作为政治家，一个日本的政治家，福泽谕吉首先要考虑的自然是日本的“利益”，帮助邻国闹革命说白了就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后在其他国家获取最大的外交和贸易优惠而已，那年头任由哪个国家几乎都是这么干的，你真要说下流无耻那也只能是全帝国主义的下流无耻，别老拿一个手指头指着日本或是福泽谕吉说事儿，要知道当年袁世凯奉命跑朝鲜平乱那也不是为了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万古长青，清政府只是不愿意把好不容易跟了自己千把年的小弟给弄丢了而已，毕竟谁都明白，朝鲜一旦有失，那大清太祖爷龙兴之地，泱泱中华的东北门户可就豁然大开了啊。

除了福泽谕吉，还有一个人也很不高兴，那便是伊藤博文，这哥们儿此次前往天津谈判，毛都没捞着一根，那么多日本兵日本人就算是白白死朝鲜了，这场完败，他是铭记于心，一日也不曾忘却。

只不过眼下显然不适合报仇，因为伊藤博文很清楚，李鸿章之所以底气那么硬，是因为他手里有大杀器。

那就是北洋水师。

说起来，这支舰队的组成还和日本有着莫大的干系。

且说当年西乡从道攻打台湾之后，清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日本以后兴许会成为天朝大患，对此，恭亲王奕訢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急机宜，原浙江巡抚丁日昌也上奏了《拟海洋水师》章程，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的方针策略。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论调压倒塞防，使得朝廷最终下定决心，要搞一支海军力量出来。

清光绪元年（1875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负责山东海域以及黄海北部防务，据点为山东的刘公岛。

同年，李鸿章向英国订购战舰四艘，清光绪四年（1878年），又在英国订购了扬威和超勇两艘军舰，不过因为对这两艘船不怎么满意，所以在第二年李中堂转而改向德国人买船，也订了两艘，便是著名的定远和镇远。

截止到甲申之变那会儿，虽然最强的定远和镇远还差几日尚未交货，但整个北洋水师已经基本成型了。

反观当时的日本，因为比较穷，在国力方面完全不能和大清相比，所谓海军，也不过靠的是幕府时代留下来的几艘小破船，根本就不具备叫板的资格。所以他们能做的，只能是韬光养晦。

明治十八年（1885年），政改，废除旧官制，建立内阁首相制度，而这第一任首相，正是伊藤博文。

他能当首相，有运气好、能力强等因素，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一个词，叫脱亚入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