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学·宗教·意识形态（第8/14页）

然而，虽然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沿着做学问的路走，历史学却依然是新兴社会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一派繁荣的语言学领域里尤为明显，用现在通行的术语，那时的语言学应该称作历史比较语言学。与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德国人在这门学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重现印欧语系的历史发展，也许由于印欧语系在德国称作“印德”（Indo-German）语系，所以它在德国引起的关注即使不说是民族主义的，至少也是全民族的。斯坦塔尔（H.Steinthal，1823—1899）和施莱切尔（A.Schleicher，1821—1868）都为建立一种更为广阔的语言类型，即发现语法和语言的根源及其历史发展做出了努力，但是，他们所建立的语言谱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猜测的产物，多种“语系”（genera）和“语族”（species）之间的从属关系仍相当令人怀疑。事实上，除了犹太人和《圣经》研究者感兴趣的希伯来语和相近的闪族语以及某些芬兰—乌戈尔（Finno-Ugrian）语的著作外（匈牙利可以看作芬兰—乌戈尔语在中欧的代表性地区），在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并没有多少印欧语系以外的语言得到有系统的研究（以美洲印第安语为基础的美国语言学派，也没有获得进展）。另一方面，在19世纪上半叶获得的重要学术成就，都在印欧语系的演变史研究中，得到了系统性的应用和进一步的发展。在德国人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格林（Grimm）发现了语音的变化规律，重现了无文字时期的词汇模式和“谱系”（family trees）的分类。其他演化模式［如施密特（Schmidt）的“波状理论”（wave-theory）］也竞相提出，类比法（尤其是语法类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撇开了比较，就没有历史比较语言学可言。到19世纪70年代，青年语法学派（Junggrammatiker）确信他们有能力重建早期印欧语系，从东方的梵文到西方的凯尔特语（Celtic），许许多多种语言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这种早期印欧语，令人敬畏的施莱切尔竟然能用这种重建的印欧语进行写作。现代语言学走的是一条与19世纪中期迥然不同的道路，它也许做得过了头，完全摒弃了对于语言的历史和演变的关注，就此而言，历史比较语言学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中，基本上是在已知的原理指导下，而不是在超前的新原理指导下取得进展的。然而，这门学科确实是一门典型的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的社会科学，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应该说是一门既在学术界也在公众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学科。遗憾的是，这门学科却在公众当中［尽管牛津的马克斯—缪勒（F.MaxMuller，1823—1900）等学者竭力加以否认］起到了为种族主义推波助澜的作用，操印欧语的民族（印欧语完全是一个语言学概念）竟然被等同于“雅利安人种”（Aryan race）。

在人类学这门同样发展迅速的社会学科中，种族主义显然也扮演了主要角色，人类学其实是“体质人类学”（主要是从人体解剖和类似的研究中衍生出来的）和“人种学”（即对各种落后的或原始的人群的描述）这两门截然不同的学科融为一体的产物，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学不可避免地彼此参照，而且事实上两者的关键都是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不同人群的区别问题，二是（被置于进化模式中的）人类和不同类型社会的由来问题。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无疑处在最高层次。体质人类学自然地导出“人种”观念，因为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以及黑人、蒙古人和高加索人（或者使用任何其他分类法）之间的区别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区别本身并不意味着不同的人种有优劣之分，然而，这种区别一旦与基于史前发掘的人类进化研究相结合，这就意味着人种有优劣之分了。因为，可以识别的人类远祖，特别是尼安德特人，不仅明显地更像类人猿，而且在文化上也显然与他们的发现者无法相比。因此，如能证明某些现存人种比另一些现存人种与猿更接近些，那岂不是就证明前者劣而后者优吗？

这种论调虽然软弱无力，但对于那些力图证明白种人优于黑种人或所有其他人种的人来说，这种论调却具有一种天然号召力。（在带有偏见的人看来，即使在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上，也能找出猴子的体质特征来，就像许多现代漫画证明的那样。）但是，如果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把物种设想为有等级之分，那么文化人类学所运用的比较方法也做出了同样的假设，泰勒（E.B.Tylor，1832—1917）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 ，1871年）一书便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里程碑。泰勒和许多相信人类是逐步进化而来的学者，对那些尚未灭绝的人群和文化进行了考察，这些本质上并不算低劣的人群和文化正处于从进化早期阶段向现代文明迈进的路上。他们被类比成一个人的童年或幼年时期。这意味着一种阶段理论（在这一点上，泰勒受到孔德的影响），泰勒以一个受人尊重的人在接触这个当时仍然具有爆炸性的问题时很谨慎，将这种理论运用在宗教上。从原始的“万物有灵论”（这个词是泰勒创造的）通向更高阶段的一神教，最终达到科学胜利的道路，应该会“逐步取代那些不受系统规则约束的自发行动”。[13] 不过（科学能不求助于心灵而对日益增多的亲身体验做出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在早期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发生变化的“幸存物”依然到处可见，即使在已开化民族的某些“落后”面貌中也能见到，例如，农村的迷信和某些习俗等。这样一来，农民就成了联系野蛮人和文明社会的纽带。视“人类学”为“本质上是改革者的科学”的泰勒，当然不相信这说明了农民没有能力完完全全地变为文明社会中的工薪族成员。但是，代表文明发展的童年时期或幼年时期的人，他们也像个孩子，需要他们成年的“双亲”把他们当作儿童来照看，还有什么比这样想更方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