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学·宗教·意识形态（第5/14页）

19世纪科学所面临的困难，主要不在于接受这种将宇宙视为一个历史进程的看法。在一个发生了许许多多至为明显的历史性变革的时代，相信这一点是再容易不过了。困难在于如何把这种看法与不变的自然规律，与大体相似、持续不断而且非革命性的运转结合起来。从自然规律出发，社会革命是否必要就成了问题，传统宗教的必要性更受到怀疑，因为宗教典籍所宣扬的是间断变化（创世记）和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东西（奇迹）。然而，这个阶段的科学似乎也相信一致性和不变性，而且似乎把简化理论看作科学的根本理论。唯有马克思这样的革命思想家才会认为有可能出现二加二不等于四而等于别的什么，或既等于四又等于别的什么的情况。（在数学家们有关无穷的讨论中，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震动，原因是仅用算术已不能获得预想的结果。）地质学家取得了重大成就，他们认为，借助今天依然可见的完全一样的那些力量，就能对没有生命的地球上过去和今天所观察到的种类繁多的东西做出解释。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天择说就能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有生命物种何以会种类繁多做出解释。这一成就曾促使并继续促使思想家们否认或低估这种迥然不同而且崭新的看法，这种看法力图对历史变化做出解释，将人类社会的变化归结为生物进化规律，因此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或政治意图（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科学家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有科学家都属于西方社会，连处在西方世界边缘的俄国科学家也属于西方社会——把稳定和变化合而为一，进化论也这样认为。

但是，进化论是激动人心的，或者说是咄咄逼人的，因为进化论首次刻意与传统势力、保守主义和宗教进行论战，并与之发生激烈冲突。它否定了人类一直被赋予的特殊地位。进化论所受到的抵抗来自意识形态。按照上帝形象创造出来的人，怎么就只不过是发生了变化的猴子呢？如果说有必要在类人猿和天使之间做出选择，那么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选择了天使。抵抗之激烈显示了墨守成规和有组织的宗教势力之强大，由于这场讨论是在高层文化人士中展开的，因而即使在思想最解放的西方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墨守成规和宗教也照样颇有市场。进化论者竟然立即公开向传统势力发出挑战，并相对迅速地取得了胜利，这一点同样惊人，也许更加惊人。进化论者在19世纪上半叶人数众多，但是他们之中的生物学家却小心翼翼，多少有些出于个人的恐惧，连达尔文本人也从自己提出的观点后退了。

进化论盛行的原因不在于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证据来势太猛，以致无法抵挡，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这类证据的确被迅速搜集。对于1856年发现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头盖骨，已不可能做出别种解释。事实上早在1848年前，证据已足够有力。真正的原因在于下列两项事实构成了极佳的机遇：一是主张自由主义和进步的资产阶级迅速崛起，二是这个时期没有发生革命。向传统势力的挑战日益强大，但这种挑战似乎不会再引起巨大的社会变动。在达尔文身上就体现了这两个事实。他是资产阶级，是温和的左派自由主义者，从19世纪50年代起（之前并非如此），他就准备义无反顾地与保守主义和宗教势力进行一场面对面的论战。但他彬彬有礼地谢绝了马克思将《资本论》第二卷献给他的好意。[9] 总之，他终究不是革命者。

达尔文主义的命运不再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说服广大的科学家，也就是说，不再取决于《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无可争辩的功绩，而是取决于因时间和国家而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态势。长期以来为进化论思想提供了某些重要成分的极左派，当然立即就接受了进化论。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事实上在没有受到达尔文启示的情况下，也发现了天择理论，因而与达尔文分享荣誉；他从工匠科学的传统和激进主义走来，而激进主义在19世纪初年曾发挥过重大作用，并对“自然史”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华莱士在宪章运动派和欧文主义者的“科学堂”中成长，他始终是一位极左派，晚年又投身于积极支持土地国有化乃至社会主义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依然保持着对异端以及平民意识形态、骨相学和唯灵论的信仰（见第十五章）。马克思很快就将《物种起源》欢呼为“我方观点的自然科学基础”[10] ，社会民主主义在马克思的一些学生，例如考茨基（Kautsky）的大力鼓动下，染上了浓厚的达尔文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