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资产阶级世界（第6/13页）

有人会争辩说，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基础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理论模式。提倡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霍布斯理论根本没有为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包括家庭组织提供什么理论准备。其实从某个方面来说，家也是故意被搞成如此这般，以便与外面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家成了沙漠中的绿洲，枪林弹雨世界里的一片和平净土。正在与英国纺织业竞争对手进行殊死搏斗的工业家写道：“多残酷的战斗啊！许多人战死商场，更多人受到致命创伤。”[16] 男人们在谈论这场战争时，“生存竞争”或“适者生存”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比喻。战斗结束，和平来临，他们则用“欢乐的寓所”、“心中夙愿得到满足而可开怀畅饮的地方”作为他们对家的形容。除了在家里，他们永远也无法喜形于色，永远也得不到满足，或不敢承认已获得的满足。[17]

家之所以如此，也许还有一个原因：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在资产阶级的家庭中，这种本质上的不平等遂找到了必要的表达形式。正因为家不是建立在传统、集体而且制度化的不平等基础上，所以不平等就成了个人间的主从关系。由于个人优劣变化无常，所以就必须有一种永久不变、稳定维持的优势形式。优势的基本形式是金钱，但金钱只表达了交换关系，因此还需有其他形式来补充金钱，来表达一部分人主宰另一部分人的关系。这在家长制的家庭里当然毫不新鲜。家长制家庭组织就是以妇女和孩子处于从属地位为基础的。然而，当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此时应该合乎逻辑地打破或改造家长制时——事实上家长制后来也解体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最兴旺的阶段却又强化、夸大了家长制。

不过，这种“理想的”资产阶级家长制在现实生活中究竟占多大比重，则是另一回事了。一位观察家对里尔一位典型的资产阶级人物作了总结，说他“害怕上帝，但最怕妻子，读的是《北方的回声》（Echo du Nord ）”。[18] 这似乎恰当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其真实程度至少不亚于男人编造的“女性软弱，只能从属”的理论。男人这种谬论有时又病态地夸大成男性美梦：妻要年少，有时这种美梦还真能实现。这个时期存在并强化了这种理想的资产阶级家庭，其意义是重大的，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妇女会开始有系统地发起女权运动。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新教国家是如此。

资产阶级的家只是一个内核，家庭与家庭间的联系则比它大得多，像一张网，人则在这张家庭关系网里进行活动：“罗斯柴尔德家族”、“克虏伯家族”以及“福斯特家族”（Forsyte）等等。福斯特家族使19世纪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许多部分实际上变成其家族的朝代史。然而，尽管这些家族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里已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仍未引起社会人类学家和家谱编撰者（编家谱是贵族的职业）的足够兴趣，因而我们无法信心十足地对这些家族进行有系统的概述。

这些新发迹的家族有多少是从社会下层爬上来的呢？其实没有多少，虽然理论上这个社会并不阻止任何人往上爬。1865年英国钢铁厂厂主中有89%是中产阶级，7%是中下阶级（包括小店主、独立工匠等），仅有4%是工人——技术工人或可能性更低的非技术工人。[19] 同一时期，法国北部纺织业者的主体也同样是来自被看作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19世纪中期诺丁汉（Nottingham）针织厂厂主的出身也与此相同，其中2/3实际来自针织世家。德国西南部的资本主义企业奠基者不全是富翁，但来自具有长期经营经验的家庭，而且常常是继承、发展本行工业经验的家庭，却是为数不少。克什兰（Koechlin）、盖吉（Geigy）、萨拉辛（Sarrasin）等瑞士—阿尔萨斯新教徒以及犹太人等都是生长在“小王公似的财主”家庭里，而非生长在精通技术、善于发明创造的企业工匠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主要是新教牧师和政府公务员的儿子——在经营企业之后可以提高但不能改变其中产阶级的地位。[20] 资产阶级世界的大门是向才智卓越的人敞开的，然而如果家庭文化程度较高，家产比较殷实，与中产阶级圈子里的人有一定的社会联系，那么毫无疑问，在起步时就占了相当大的便宜；如能与同阶级同行业，或与可和自己的行业进行联合的人通婚，其好处则尤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