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资产阶级世界（第10/13页）

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固然宝贵，但其性质是学问；而从实际生活中累积起来的经验，其性质是智慧；一小块智慧的价值比一大堆学问大得多。[31]

然而只要简单地在道德高尚与低下之间画条线，便足以将“受人尊敬的人”与满身酒气、放荡不羁的劳工大众区分开来。虽然这种简单的划分已经无法长期采纳下去，因为古老的美德在成功的富有资产阶级身上已经看不到了。节欲寡欢、埋头苦干的古训对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百万富翁来说已不适用了；甚至对富有的制造商也不适用了，不论他们是否已经隐居山林；对他们身为“食利者”的亲戚也不适用；对抱有下述理想的人也不适用（我们暂且援引罗斯金的话）：

那（生活）就应该在轻松愉快、恬静的世上度过，地下到处是铁和煤。在这轻松愉快的世界有栋漂亮的大楼……有座规模适中的公园；院里有个大的花园，有几个温室；有辆令人愉快的马车从灌木丛中驰过。这栋大楼里住着……英国绅士、他那温文尔雅的妻子和他温馨的全家。他随时都能赠送珠宝首饰给妻子，总能为女儿购买美丽的舞会礼服，为儿子购买猎犬，他自己则总能去苏格兰高地打猎。[32]

因而资产阶级优越感有了新的理论。新理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对19世纪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很大。优越性是物竞天择的结果，是通过遗传留下来的（见第十四章）。资产阶级如果不是不同种类的人，那么至少也是人类中的佼佼者，是人类进化到了更高阶段的人，与低级阶段的人截然不同，低级阶段的人还处于历史和文化的幼儿期，顶多是青春期。

从主人到主人血统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族别，他们的主宰权，他们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就不仅意味着要有低人一等的人，而且意味着这些人最好承认并甘当低人一等的人，就像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一样（男女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工人就像女人一样，应该是忠心耿耿，老实听话，而且知足。如果工人心怀鬼胎，图谋不轨，那一定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个关键人物，有个“外来的鼓动者”作祟。行业工会会员可能是最好的工人，是最聪明、技术最高的工人，这是有目共睹、再清楚不过的事，但他们却无法看穿那位好逸恶劳，以剥削工人为业的“外来鼓动者”散布的鬼话。“工人的行为令人遗憾，”1869年法国一位矿主谈及疯狂镇压罢工时这样写道，这些罢工左拉在《萌芽》（Germinal ）一书中已给我们做了生动描述，“但我们必须承认工人只是鼓动者的野蛮工具而已。”[33] 更准确地说，正在开展活动的工人阶级斗士或谓潜在的领袖就一定是“鼓动者”，因为他无法归入顺从、听话、干瘪无趣、愚蠢迟钝的人群之列。矿主对此也完全了解。“我知道他是受人尊重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把他关进监狱。把麻木不仁、不知不觉的人关进监狱根本毫无用处。”1859年锡顿德勒沃尔（Seaton Delaval）的矿工罢工，九个最正直的矿工被捕，坐了两个月的牢，然而他们都是反对罢工的，他们九个人都是滴酒不沾的正派人士，其中六人是循道宗成员，六人中又有两人是该教会的宣讲师。[34]

这种态度表明了下列决心：只要下等阶层不自动脱离他们潜在的领导人，而且企图爬向中下阶层，就应开除他们。这也说明他们已具有相当信心。19世纪30年代的厂主已离我们很远了。他们那时如坐针毡，时刻担心爆发类似奴隶造反的乱子（见《革命的年代》，从引言到第十一章）。如今的工厂主认为共产主义正在某处潜伏着，一旦雇主任意雇工、任意开除工人的绝对权利受到限制，共产主义便会冒出来。因此他们在谈论共产主义时，指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他们的财产权和统治权将不具有绝对性，而一旦他们的财产权可以被合法地干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崩溃毁灭了。[35] 所以当社会革命的幽灵再次闯入信心十足的资本主义世界时，资本主义世界发出的恐惧、仇恨之声便更加歇斯底里。血洗巴黎公社（见第九章）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