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业·工人阶级（第8/12页）

不过，在工人还未组织起来，甚至有时他们组织起来以后，工人自己就为雇主提供了解决劳动管理的方法。整体而言他们喜欢工作，他们期望不高。没有技术的工人以及从农村来的“生手”，为他们有股蛮劲而自豪，他们来自以劳动为本的世界，他们的价值是以能干苦活为标准，择妻不是看她们有无漂亮脸蛋，而是看她们有无劳动潜力。1875年美国一位钢铁厂的监工说道：“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动点儿脑筋将德国人、爱尔兰人、瑞典人以及‘美国荞麦’（Buckwheats）——这是我起的名字，指的是美国农村来的青年——组合在一起，你就能找到效率最高、最听话的劳动力量。”事实上，任何人都比英国人好，英国人调皮捣蛋，要求高工资，生产不卖力，搞罢工倒是好手[27]

另一方面，技术熟练工人为一种非金钱的刺激所推动，即他们对专业知识的自豪感。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一些机器，虽然经过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但由于是用钢铁和铜精心制成，锉得光光的，磨得亮亮的，到今天仍然可以使用，它们正是当年工人技术水准的生动证明。万国博览会上陈列着数不胜数的展品，从美学角度看，它们也许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它们却是其创造者的骄傲。这些工人对命令、监督不以为然，时常摆脱有效控制，但从不破坏部门里的集体合作。他们也很痛恨按件计酬，痛恨所有使复杂和困难任务加快完成从而降低工作品质的方法，须知工作品质是他们的自豪所在。但是，他们也不会无视于劳动产量。他们自定的标准产量如果不算多、不算快，也绝不会比规定的少，比规定的慢。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提供特殊的物质刺激，便能拿出自己的杰作。他们的信条是“凭良心挣钱”。如果说他们期待工资能使他们满意，他们同样也期望他们的工作能使每个人满意，包括他们本人。

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作态度。我们不必解释便可知道这种工作态度对雇主有利，对工人不利。在劳动市场上，买主的原则是到最便宜的市场上去买，到最贵的市场上去卖，当然他们对正确的计算方法有时知之甚少。但是出卖劳动力的人，一般都不是只想得到最高工资，且只肯付出最低劳动力的人。他努力地想过一种像人的生活。他们也许在为让自己变得更好而努力。总而言之，他们要的是人的生活，不是一笔经济交易，当然这不表示他们对工资高低的区别无动于衷。（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职业性、观赏性的体育运动项目。当然现代体育运动的模式在本书所述时期还处于婴儿阶段。英国职业足球员开始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们基本上是为了一份工资，加上荣誉，有时再加一点意外收获而踢球，虽然他们在市场上的现金价值很快便高达成千上万英镑。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足球明星要求以其市场价值支付其工资之时，亦是足球运动发生根本变化之日；运动员在美国成名要比在欧洲成名得早。）

3

然而，我们能否把“工人”视为同一类型的人或阶级呢？不同的工人群体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社会出身、他们的形成、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时甚至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都不尽相同。但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共同点呢？

贫穷不是共同点，虽然用中产阶级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所有人的收入都只是说得过去而已——劳工天堂的澳大利亚例外，在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的报纸撰稿人每周工资高达18英镑[28] ——但若用穷人的标准来衡量，工资较高、大体上正常就业的技术熟练工匠，与破衣烂衫、饥肠辘辘、吃了上顿愁下顿、不知如何为其家人寻找下顿饭着落的人之间，就存在着巨大差别。前者在星期天出门甚至在上下班的路上，还会穿一身仿自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服装。然而，确实有条共同的纽带把他们团结起来，即体力劳动和受剥削感以及靠工资吃饭的共同命运。他们之所以团结一致，是因为资产阶级竭力把他们排挤在外。资产阶级的财富猛增，而他们的境况依然岌岌可危。［在1820年至1873—1875年之间，里尔（资产阶级）上层阶级的人数从占总人口的7%增加到9%，而其遗嘱上所载明的财富则从58%增加到90%。“大众阶级”从总人口的62%增加到68%，而遗嘱写明的财富只占0.23%。1821年时他们的财产尚占1.4%，虽然1.4%也不是多大的数字。］[29] 资产阶级越来越排外，对可能爬上来加入他们队伍的人们竭力抵制。有些成功的工人或前工人可能已经爬上舒适的小丘，但小丘与真正由巨大财富堆积起来的高山相比，却又有天壤之别。工人不仅被社会的两极化所逼迫，而且被彼此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所驱使，从而产生共同的意识——小酒馆是城市工人生活方式的核心，一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将小酒馆称为“工人的教堂”。阶级意识最弱的沉默不语，逆来顺受；最强的，则成了激进分子，成了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者，成了未来的社会主义信徒。这两种不同态度的工人又进而联合在一起，因为传统的宗教历来就是社会团结的纽带，他们通过宗教活动而维系了自己的社团。然而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宗教仪式衰败了。19世纪50年代，维也纳的小工匠对壮观肃穆的天主教仪式还感到无限虔诚和欣慰，然而此后便无动于衷了。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他们的信仰转到了社会主义。[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