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业·工人阶级（第4/12页）

位于埃森（Essen）的克虏伯军工厂，在1848年只有72名工人，1873年已增加到几乎1.2万人；法国的施奈德（Schneider）公司也以几何级数增长，及至1870年已增至1.25万人，以至于克勒索（Creusot）市有半数居民是在高炉、轧钢、锻造以及工艺加工等部门工作。[17] 重工业并没有造就出像“公司城镇”那么多的工业区，在这类“公司城镇”里，男女老幼的命运都取决于同一个主人的盛衰荣辱和喜怒哀乐，这位主人背后有法律和国家权力的支持，政府认为他的权威是不可或缺的，是造福众生的。（1864年修订的《法国刑法典》第414条规定，任何人为达到增加或削减工资目的，而企图或真正造成，或继续维持集体停工，或采取暴力、威胁，或施展阴谋诡计干涉工业自由操作，或干涉劳动，都构成犯罪。有些地方的立法，例如意大利，并不以此为典范，但即使在这些地方，这部法国法典几乎仍然代表了法律的普遍态度。）[18]

原因在于，统治企业的不是非人格化的“公司”权威，而是企业“主人”，不论企业是大是小。甚至连公司也是认同于某一个人物，而非董事会。在多数人的头脑里和现实生活当中，资本主义仍意味着由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拥有和管理的企业。然而这种情形为企业结构带来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企业资金的提供和企业管理。

整体而言，19世纪上半叶大部分具有特点的企业都是由私人筹措资金——资金是来自自家财产——并利用利润的再投资来扩大规模，这意味着，由于大部分资金已投注在这上面，所以企业为维持当前的运作必须依赖相当数量的贷款。但是对那些规模以及产值不断提升的企业，如铁路、冶金以及其他投资巨大的工业，资金筹措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刚开始进行工业化且缺少大量私人资金的国家。当然有些国家已储备了大量资金，不仅能充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期盼其他国家前来借贷（从中获得适当的利息）。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国外投资可说是空前的，或相对而言——据某些人说——也是绝后的。法国亦然。法国的国外投资恐怕已损害了本国工业，致使法国工业发展速度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然而即使在英国和法国，也必须设计一个新的办法来调动这些资金，去引导这些资金流向需要的企业，并将这些资金组织成联合股份，而不是私人筹资的活动。

所以19世纪第三个25年，可说是为工业发展测试资金调动的结果期。除英国这个明显的例外，大多数调动资金的做法无论如何都会直接或间接涉及银行。所谓间接就是通过当时很时髦的动产信贷银行，这是一种工业金融公司，它们认为正统银行不很适合为工业筹措资金，银行对此也不感兴趣，于是它们便与银行展开竞争。受到圣西门启发并获拿破仑三世支持的工业先锋佩雷尔兄弟，率先开发了这种金融机构的模式。他们将这类机构扩展到整个欧洲，并与他们的死对头罗斯柴尔德展开竞争。罗斯柴尔德并不喜欢这种构想，但却被迫奉陪，而其他国家则纷纷仿效，尤其是德国——这种一窝蜂模仿的现象在金融资本家踌躇满志、趾高气扬、财源滚滚的繁荣时期，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动产银行自此风靡一时，直到罗斯柴尔德击败了佩雷尔兄弟后方告结束，其间——又如繁荣时期屡见不鲜的那样——有些人做得太过火，越过了生意上的乐观主义与欺诈行为之间永远存在的模糊界线。不过其他各种金融机构也纷纷面世。它们异曲同工，目的相似。其中最著名的是投资银行。当然，证券交易所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在这一时期，它主要是经营工业和交通方面的股票。1856年，仅巴黎证券交易所便提供了33家铁路和运河公司、38家矿产公司、22家冶金公司、11家港口和海运公司、7家公共马车和公路运输公司、11家煤气公司和42家各色各样、范围极广、从纺织到马口铁和橡胶应有尽有的工业公司，总价值约550万金法郎，占所有证券交易额的四分之一强。[19]

这类调动资金的新方法，其需要程度究竟有多高？效用又有多大呢？企业家素不喜欢金融家，而具有实力的企业家也尽其可能不跟银行家打交道。里尔的一位当地观察家于1869年写道：“里尔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它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和商业中心。”[20] 里尔的人们不断将利润投入自己的企业中，他们不玩弄赚来的钱，也希望永远不必去借债。没有一个工业家会将自己置于贷款人的股掌之上。当然企业家也许不得不举债。例如克虏伯在1855—1866年间，便曾因发展太快而导致资金短缺。历史上有个令人信服的模式：经济越落后、工业化起步越晚的国家，越依赖大规模调动、引导储蓄流向的新方法。西欧先进国家已有足够的私人财力和资本市场。在中欧，银行以及与银行相似的机构，不得不更有系统地充当起历史的“开拓者”角色。在南欧、东欧以及海外，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一般是加入争取国外援助的工作，为贷款作担保，或（这个可能性更大）设法保证使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使投资者认为其利润已有保证。光是利息这项诱因便足以动员投资者掏钱，或令投资者投入经济活动。不管这个理论正确到什么程度，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在本书所述时期，银行（或类似机构）所发挥的工业开发者、导演和指挥者的作用，在德国这个伟大的工业化新兵身上，要比在西欧国家大得多。是否银行的本意就是要充当工业的开拓者和导演——就像信贷公司那样——或只是因为它们擅长此道？这个问题就更难说清楚了。答案很可能是当认识到如今确实需要一个更为精密复杂的融资机构，当大企业家已将大型银行纳为其殖民地后，银行才成为精通此道的专家，1870年后的德国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