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发展（第7/10页）

尽管未来的技术变革已明显可期，但新式“重工业”也许除了数量增加之外，尚不见特殊的技术变革。就全球而言，工业革命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仍然凭借1760—1840年的技术革新，凭借当时所创造的推力向前迈进。可是，在19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里，确实发展出两种极具革命性的技术工业：化学和（与通信相关的）电学。

除少数例外，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技术发明，并不需要多高深的科学知识。英国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因为它拥有经验丰富而且富有常识之人，例如伟大的铁路建造者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但从19世纪中期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电报的发明与理论科学密不可分，必须利用伦敦的C.惠斯通（C.Wheatstone，1802—1875）和格拉斯哥的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1824—1907）等人的研究成果。人造颜料工业则是大量化学合成的成就，尽管其第一批产品（淡紫色）在色彩上并未受到普遍欢迎，但已从实验室进入工厂阶段。炸药和照相也是如此。至少炼钢这项重要革新是出自高等教育者，即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Gilchrist-Thomas）“基本”处理法。就像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教授成为比以往更为突出的工业界人物：法国酿酒商不就是求助于伟大的生物化学家L.巴斯德（L.Pasteur，1822—1895）为他们解决难题吗？此外，研究实验室如今已成为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门。在欧洲，实验室仍然附属于大学或类似的机构——耶拿（Jena）的恩斯特·阿贝（Ernst Abbe）实验室已经发展成著名的蔡司（Zeiss）工厂，但在美国，以电报公司为先导，纯粹的商业实验室已经出现。不久，它就因阿尔瓦·爱迪生（Alva Edison，1847—1931）而闻名于世。

科学研究渗透进工业的重要后果，使此后教育机构在工业发展上越来越具关键性。英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先驱者，并不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它们的技术和高等教育制度也离杰出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不包括苏格兰的话）。然而从这个时期开始，对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缺少大众教育还是缺少相应的高等教育机构，要想成为“现代”经济国家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反之，贫穷和落后的国家，只要具有完善的教育制度，就很容易发展起来，例如瑞典。[12]

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完善的初等教育具有显而易见的实用价值。举例来说，在1870—1871年间，普鲁士之所以能够打败法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普鲁士的士兵文化程度普遍比法国高。另一方面，在更高的层次上，经济发展需要的并非科学的原创与诡辩，而是如何支配和使用，换句话说，是“发展”而非研究。拿剑桥大学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并不突出，但它们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却优于英国，它们实际上提供了培育工程技术人员的系统教育，这些机构在英国尚不存在（1898年之前，步入英国技工行业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学徒制度）。美国在这方面也强过法国，因为美国培育出大批具有相当程度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不是只培养少数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德意志在这方面是依靠良好的中等学校，而非大学。19世纪50年代，德意志在六年制中学（Realschule）教育方面走在时代前列，这是一种倾向技术教育的非古典学校。1867年，当莱茵地区“受过教育”的工业家被请求捐助波恩大学50周年校庆时，在14个工业城市中，除一个之外，几乎所有收到请求的城市全部拒绝，因为这些“杰出的地方工业家并未在大学受过高等教育，而且直至当时也没有让他们的子女接受这种教育”。[13]

但是，技术当然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而且非常显著的是，少数科学先驱者的革新很快就会被广泛接受，只要那些研究能转化到技术应用上。于是，通常只产在欧洲以外地区的新式原料，遂取得了重要地位，不过这要到帝国年代后期才充分表现出来。（欧洲化学原料的生产也日渐兴盛。德国钾碱生产情况如下：1861—1865年，5.8万吨；1871—1875年，45.5万吨；1881—1885年，超过100万吨。）石油已经引起了具有发明精神的美国人的注意，把它用作点灯燃料，但是由于出现化学加工，石油很快又有了新用途。1859年仅仅生产2000桶石油；但是到了1874年，1100万桶的石油产量（大多数是产自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使得洛克菲勒（J.D.Rockefeller，1839—1937）建立了对新工业的控制，因为他通过自己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垄断了石油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