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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类异国经验也有比较正面的地方。部分好思考的行政官员和士兵（商人对这类事情没什么兴趣），开始认真探究他们自己的社会与他们所统治的社会之间的差异。他们也对此进行了许多杰出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印度帝国），并改变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这项成就大半是殖民地统治，或有助于殖民地统治的副产品，而且大半无疑是基于对西方知识优越于一切的坚定感和自信感。宗教这个领域或许是一个例外，对于公平的观察者而言，美以美教派是否比佛教高明，他们并不十分肯定。帝国主义也使西方人对来自东方（或自称来自东方）的精神事物兴趣大增，有时还进而信仰。[20] 尽管后殖民理论对这种认知多有批评，我们仍不应将西方学术中的这一支简单贬为对非欧洲文化的傲慢毁谤。至少，它们当中最好的那部分是相当看重非欧洲文化的，认为它们应予以尊敬，并从中获取教益。在艺术领域，尤其是在视觉艺术领域，西方先锋派对非西方文化是一视同仁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他们大致是受到非西方文化的启发。这种情形不仅见于代表精粹文明的异国艺术（如日本艺术，日本艺术对法国画家的影响非常明显），也见于那些被视为“原始的”异国艺术，尤其是非洲和大洋洲艺术。无疑，它们的“原始风味”是它们的主要吸引力，但我们无法否认，20世纪早期的前卫人士教会了欧洲人把这样的作品视为艺术品（往往是伟大的艺术品），教导他们只看其艺术本身，而不论其出处为何。

帝国主义的最后一方面也必须一提，亦即：它对宗主国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帝国主义使这两个阶级的胜利变得更戏剧化，好像没有什么事是它们办不到的。一小撮主要位于西北欧的国家，主宰了全球。使拉丁民族以及斯拉夫民族愤愤不平的是：有些帝国主义者甚至喜欢强调条顿（Teuton）民族以及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特殊征伐功绩。这两个民族之间虽然不乏敌对竞争，然而据说却是具有亲密关系的，这一点可从希特勒对英国的不情愿的敬意中得到证明。这些国家的少数上层和中产阶级——官员、行政人员、商人、工程师——有效地行使着支配权。1890年前后，6 000多一点儿的英国官员，在7万多一点儿的欧洲士兵协助下，统治了几乎3亿印度人。欧洲士兵和为数多得多的原住民军队一样，只是听取命令的佣兵，而且是不成比例地由较古老的本土殖民地军队——爱尔兰人——中抽调组成的。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形，但绝非不普遍。绝对的优越性莫此为甚。

因此，直接与帝国有关的人数相对而言很少，但是他们的象征意义却非常巨大。1899年，当大家认为作家吉卜林——印度帝国的诗人——即将死于肺炎时，不仅英国人和美国人（吉氏不久前才献给美国一首谈论“白种人的负担”的诗，论及美国在菲律宾的责任）很悲伤，连德国皇帝也拍了一通电报以示慰问。[21]

可是，帝国的胜利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例如宗主国统治阶级对帝国所采行的统治政策，显然完全不同于本国，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而且越来越难解决。在宗主国内部，如我们即将提到的，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似乎无可避免地日渐风行，而且注定会继续风行下去。然而在殖民帝国中，实行的却是独裁政体：一方面借着有形的威逼，一方面依靠殖民地对宗主国优越性的消极归顺——这种优越性大到似乎无法挑战，因而遂变得合理合法。士兵和自律的殖民地总督，统治了地球上的好几个大洲；可是在宗主国国内，无知和卑下民众的势力却无比猖獗。在此，我们不是可以学到一个尼采（Nietzsche）在《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 ）中所指的那种教训吗？

帝国主义也引发了不确定性。首先，它造就了一小群白种人（因为，如优生学这门新学问不断告诫的：甚至大多数的白种人也注定是低下的）与极大量的黑种人、棕种人和或许最重要的黄种人的对抗形势，德皇威廉二世便曾号召西方团结起来以应付“黄祸”。[22] 一个赢得这般容易、基础这般薄弱的世界帝国，一个因为几个人的少数统治和多数人的不抵抗便可轻松统治的世界帝国，真的能长久维持吗？吉卜林，这位最伟大或许也是唯一的帝国主义诗人，以其关于帝国无常性的预言，迎接那个代表帝国骄傲的伟大时刻—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