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革命（第6/11页）

激进派同样对法国感到失望，因为它无力扮演法国大革命和革命理论赋予它的国际解放者角色。的确，这种失望加上19世纪30年代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参见第七章），以及各国在革命前景上方向不同的新意识，打碎了革命者在复辟时期所追求的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战略前景仍然未变。一个新雅各宾派的国际主义，也许（像马克思认为那样）还得加上一个激进干涉主义的英国，对欧洲解放几乎仍是必不可少的（不大可能出现的俄国革命前景除外）。[5] 尽管如此，一种民族主义反动此际已逐渐展开，它针对烧炭党时期以法国为中心的国际主义。这场民族主义反动是一种非常适合浪漫主义（参见第十四章）的情感，而浪漫主义则是1830年后最受左派注意的风行时尚。没有比18世纪沉默寡言、理性主义的音乐大师布纳罗蒂和糊涂无能却又自吹自擂的马志尼（1805—1872）之间的对比更鲜明的了。马志尼成了这类反烧炭党反动的鼓吹者。他把各民族的密谋集团（“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波兰”等等）联合在一起，组成“青年欧洲”。革命运动非中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在1848年，各国的确是个别、自发并同时起义的。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又不合乎实际：它们同时爆发的刺激因素仍来自法国，但因法国不愿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而使它们终归失败。

不管是否有些离奇，激进派出于现实和意识形态原因，排斥了温和派对王公和列强的信任。人民必须靠自己赢得解放，因为不会有任何人为他们代劳，这样的观点，在同一时期也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变通使用。激进派必须借由直接行动来争取解放，而这类行动大多仍以烧炭党习用的方式呈现，至少，在群众仍处于消极状态的时候是这样。因此行动的效果不是很好，尽管在马志尼试图进攻萨伏伊的可笑举动，与1831年革命失败后波兰民主派不断进行的游击尝试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然而，排除或反对现存势力的决心，造成激进派内部的另一次分裂。分裂的焦点在于：他们要不要以社会革命为代价来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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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美国外，这个问题在任何地方都是具煽动性的。在美国，再也没有什么人会做出或忍不住做出在政治上动员普通人民的决定，因为杰克逊式的民主已经达成这样的目的。[4] 尽管1828—1829年在美国出现了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但欧洲式的社会革命在那个辽阔而快速发展的国家，还不是个严重问题，虽然局部的不满依然存在。在拉丁美洲，这个问题也不具煽动性，也许墨西哥除外，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那里没有人会在政治上去动员印第安人（即农民和农村雇工）、黑奴，甚或“混血儿”（即小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但是在西欧，由城市贫民进行社会革命是实际可行的，而在进行农业革命的广大欧洲地区，是否要诉诸群众的问题，更显得紧迫而不可避免。

在西欧，贫民，尤其是城市贫民日益增长的不满随处可见。甚至连皇帝驻跸的维也纳，贫民的不满也可从大众化的郊区剧院中反映出来，剧院内上演的戏剧，像面镜子般忠实呈现出平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声。在拿破仑时期，戏剧把舒适温和与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天真忠诚结合起来。19世纪20年代最伟大的剧场作家雷蒙德（Ferdinand Raimund），用弥漫了童话、悲伤和怀旧情绪的舞台，去追悼那群朴实、传统和贫穷的民众所遗落的天真。但是从1835年起，舞台被一位耀眼的明星内斯特罗（Johann Nestroy）所占据。他是知名的社会政治讽刺家、尖刻又擅辩论的才子，也是一位破坏者，并在1848年非常符合其个性地变成一位革命狂热分子。甚至经由勒阿弗尔（Le Havre）前往美国的德意志移民，也把“那里没有国王”作为他们移居的理由。美国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成为欧洲穷人梦寐以求的国家。

在欧洲西部，城市中的不满情绪极为普遍。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已在双元革命的英法两国见到（参见第十一章）。英国于1830年左右出现这类运动，而且采取极端成熟的劳动贫民群众运动形式。他们认为辉格党和自由派是他们可能的背叛者，而资本家是必然的敌人。这一运动于1839—1842年达到高峰，直到1848年后仍保持巨大影响力的“人民宪章”运动，便是其最大成就。相比之下英国社会主义或“合作社”（co-operation）的力量，便弱小得多。它们始于令人难忘的1829—1834年间，有的吸收大批信仰其理论的工人阶级斗士（从19世纪20年代早期起，它们便已在手工业者和熟练工人中进行宣传），有的则雄心勃勃地尝试建立全国性的工人阶级“总工会”，工人阶级在欧文主义者影响下，甚至企图绕过资本主义以建立一种全面性的合作经济。对1832年改革法案的失望，导致劳工运动的大多数成员期待这些欧文主义者、合作社社员，以及早期的革命工团主义者来担任领导，但是由于他们无法具体提出一套有效的政治策略和领导方针，再加上雇主和政府有计划的进攻，遂使1834—1836年的运动遭到挫败。这次失败使许多社会主义者沦为劳工运动主流之外的宣传者或教育团体，或是成为更加温和的消费者合作社先驱，这类合作社最早是以合作商店的形式，在1844年于兰开夏的罗奇代尔（Rochdale）首次出现。因此矛盾的是，作为英国劳动贫民群众运动顶峰的宪章运动，在思想上却有些不如1829—1834年运动那般先进，虽然在政治上要成熟一些。尽管如此，还是无法使其免遭失败，因为其领导人在政治上过于无能，地区和部门之间也分歧不一，加上它们除了准备稀奇古怪的请愿书外，根本无法组织全国性的一致行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