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天命的自觉（第3/7页）

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元年的一月一日，皇帝发上谕，训诫上自一品的总督下至正七品的知县等地方官，告知他们各自的为官要务。这道上谕可以被视为雍正帝发布的论述自己执政方针的宣言书，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希望地方官勠力同心、一心治国的渴求。作为上谕中共通的内容，雍正帝提出当时地方官面对的最大诱惑是兼取名声与实际利益——“名实兼收”，指出必须根绝这种败坏的风气。“名”是指官吏之间的相互评价，可以通过交际而获得。在官场上，名声是一种资本。天下闻名的官吏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优待，因为交际面广泛的人利用价值很高，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拜托其在背后运作转圜。在奢侈浮华的官场上，交际应酬必定需要高额费用。费用如何获得？或者私吞租税，或者勾结政商，或者收取贿赂，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最终无非加重了人民大众的负担。挥霍不义之财进行奢靡的交际，利用交际攫取名声，名声远播则有更多机会做上高官，在幕后运动中也更能呼风唤雨，于是收入便源源不断滚滚而来，也就是所谓的名实兼收。但长此以往，官吏日益肥硕，底层人民大众日渐瘦弱。政治决不可如此。政治并非为了官吏，而是为了人民。官吏若想要认真施行政治，就不应当将时间和金钱浪费在互相交际上。但最让雍正帝为难的是，通过科举及第而身居要职的高官们，不但善于交际，更乐于交际。

继对地方官的训诫之后，雍正二年七月，皇帝又颁布《御制朋党论》的敕文，文锋直指这一点。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作《朋党论》，在文中大致有如下论述：

不应责备官吏之为朋党者，因为正人君子方能始终如一地团结一致，奸邪小人因利害而动，故其朋党易破。

雍正帝对其大加贬斥，称它为欧阳修的邪说，因而自己另制《朋党论》一篇。雍正帝认为：

君子之必无朋党。奸邪小人掩己之非，欲以大力树朋党，歪曲天下之公判，此乃干犯君主大权。

两年后，雍正帝再次颁下敕谕，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昔者天下治道无二。唯命下之时，熟虑是否［秉公持正，适中合理，至于旁意忌嫌亦奚暇瞻顾计虑耶。］天下人无数，所思皆异，岂能缄其口焉。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雍正帝似乎非常蔑视舆论，但在雍正帝看来，当时所谓的舆论未必是公正的万民的舆论，而是被严重歪曲的舆论，因此不可取信。最终，他的态度可以归结为著名的《论语》中的语句：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万事皆在君主心中。“别废话，把一切都交托给朕！”这便是独裁君主最贴切的心声。

但是，君主以一己之力背负天下的全部责任，凭良心说，真是太辛苦了。不过话说回来，在四十五岁这样年富力强的年龄继承大统的雍正帝对此甚为自信，加之他还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在。他自始至终都十分积极进取：

［士俗官常自宋元以来其流弊不可问矣。朕欲竭力挽此千百年之颓风。］

雍正帝充满自信地谈着他的抱负。

但这项工作确实相当困难。因为这意味着改革当前的官僚组织，树立全新的官僚体系。而且，与在别处新建房屋再毁坏旧屋不同，他的工作更像是将旧房子中被虫蛀的柱子一根根取下来更换为新的，将其改造成全新的建筑一般。革命容易而改革实难正在于此。

为了达到目的，首先必须辨别官员的人品。到底是不是能够凭良心为官施政的人呢？到底是不是有能力按照自己所说的去施行的人呢？虽然麻烦，也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去检验。独裁政治的好坏由君主手中所握棋子的优劣来决定。尤其是在舆论已经不可信的时候，必须借助特殊的办法。这个时候皇帝最终还是使出了自古以来独裁君主常用的手段——密探政治。

兴起于东北的清朝具备实施密探政治的良好条件。清朝用从东北带来的直属势力组成八旗组织，围绕在天子左右。旗是军队编制的单位，其中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以及从满洲时代便降服于清的汉人所组成的汉军八旗，正好二十四旗，他们区别于一般的中国人民，被赋予诸多特权。这时候也正值日本德川幕府利用谱代的旗本御家人到外样大名的领地去做间谍的时期。同样，雍正帝也派出八旗子弟让他们去当密探。八旗子弟中的心思细密者被挑选出来担任侍卫，他们在天子身边听候差遣，有时候也奉命办理机密任务，甚至被派到非常偏远的地方。当时的满族人已经可以与汉人毫无差别地讲汉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