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构图（第5/5页）

City of God）予以规划。但她指出，米开朗琪罗和艾吉迪奥之间的关系未有文献可兹佐证。哈尔特（Frederick Hartt）则提出另一个可能的提供意见者，认为教皇的侄子马可（Marco Vigerio della Rovere）参与了该计划的构图。参见哈尔特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史：绘画、雕塑、建筑》（History of Italian Renaissance Art：Painting，Sculpture，Architecture，London：Thames & Hudson，1987），第497页。

[11] 孔迪维《米开朗琪罗传》，第15页。

[12] 德·托尔内深信米开朗琪罗在圣马可学苑获益匪浅。他说：“这个叫人心智大开的团体，对米开朗琪罗就像是个精神泉源。通过他们，他形塑出自己的美学观、道德观、宗教观。美学观建立在标举世俗之美为神意之反映上，道德观建立在承认人类尊严为造物之极致表现上，宗教观认为异教和基督教本质上都是普遍真理，只是形之于外有所不同。”（《米开朗琪罗》第一卷，第18页）。欲深入了解米开朗琪罗作品中新柏拉图主义的象征手法，可参见帕诺夫斯基的（Erwin Panofsky）《新柏拉图运动和米开朗琪罗》（“The Neoplatonic Movement and Michelangelo”）一文，收录于《图像研究：文艺复兴艺术里的人文主题》（Studies in Iconography：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第171～230页。

[13] 德·托尔内认为米开朗琪罗笔下的圣经纪事画，属于艺术体裁的一种，“源于文艺复兴初期的浮雕作品……但如此大规模的历史‘浮雕’出现在顶棚上尚属首见。在那之前，它们仅见于墙和门上。”（《米开朗琪罗》，第二卷，第18～19页）另一个可能的影响来自乌切洛（Paolo Uccello）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绿廊（Chiostro Verde）上的湿壁画（现严重毁损）。这些湿壁画描绘了一些和西斯廷礼拜堂一样的场景：《创造亚当》《创造夏娃》《夏娃堕落》《大洪水》《诺亚献祭》《诺亚醉酒》。米开朗琪罗曾跟着吉兰达约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工作过，因而应很熟悉这些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