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言而喻的真理革命共和国的建立（第9/16页）

1776年年底，仅仅是战争的第二年，美军就迎来了转机。华盛顿在12月26日的特伦顿战役中成功指挥大陆军横渡了即将涨潮的德拉瓦河，取得胜利，殖民军的士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长。不过，华盛顿还是继续给大陆会议施压，要求提供更多的殖民地正规军。他强调“除非是在最紧迫的危急时刻，否则根本不应该依靠这些民兵志愿军，或指望他们提供援助”。实际上，他愤怒地说：“在这令人心神不宁的危机中，他们落后、迟钝的懒散面貌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担心：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走出家门。”这其实是华盛顿一以贯之的信念：他从不会相信一支志愿军能起到多大作用。实际上，他曾经指出，美国人轻信民兵志愿军不仅可以“组成小纵队在林间作战”，而且可以在其他方面无所不能。但在他看来，无论是民兵志愿军还是“没有经验的军队”，都不能“胜任真正的战争”[14]。

对于革命者来说，战争的现实是一种挣扎。当然，所有的战争都有各自的痛苦之处。在这场革命中，美国人的痛苦在于组织了一支难以胜任的军队。议会从没有给华盛顿提供他所想要的部队，也没有给华盛顿既有的部队提供适当的补给。短期兵役（通常是三个月）造成士兵的更换过于频繁，效忠各州的士兵之间几乎一直在为了军衔争吵。在战争之初，美国人的战线也拉得过长。在1775年末至1776年初，美国入侵加拿大的计划失败。这既体现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以外的其他地区对于革命事业的热情极为有限，也预示着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许多殖民地部队都将遭受可怕的困境。正如莱克星顿战役之后军营的状况一样，此时补给缺乏、疾病肆虐。军队在转移的过程中将可怕的天花带到了各个殖民地，这迫使华盛顿在殖民地军队中下达命令，第一次大规模针对这种病毒进行疫苗接种。然而，却没有任何疫苗可以抑制人们对革命支持的动荡不定。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华盛顿的军队人数一直在两千人到两万人之间波动。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华盛顿都是一位四面楚歌的领袖。很多有关革命的画作都描绘了华盛顿所面临的困难，而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就是描绘1777—1778年宾夕法尼亚瓦利福奇的寒冬的画作（图19）。当时，华盛顿的军队于1777年9月在布兰迪万溪战败，英国军队占领费城，华盛顿则率军队溃退至瓦利福奇。那时，华盛顿对大陆会议的前景十分沮丧：“除非议会中突然发生某种巨大且重要的变化，否则大陆军的结局无非就是三种可能：遍地饿殍、分崩离析，或是为了保命而自行溃散。”“放心吧先生，”他强调说，“这绝不是在耸人听闻。”[15]但瓦利福奇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是美军的低谷，而是美国历史中黎明前的黑暗。遇到困难的并不仅仅是华盛顿一方，英国军队也因为缺少补给和协调，没能把自己的军事优势保持到最后。华盛顿面临着征兵、留任的难题，英国军队也有自己的困难，两者都是使这场冲突继续拖延下去的原因。

到了1778年春天，殖民地军队开始迎来了机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年秋天，在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将军的指挥下，英国主力军队没有能够攻下哈得孙河谷，否则就将切断新英格兰殖民地通往南方各殖民地的要塞。10月，在纽约的萨拉托加，伯戈因宣布投降，他的残余部队退回到加拿大。更重要的是，就像《对于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声明》中曾自信宣称的那样，美国在萨拉托加的胜利使殖民地获得了国外援助。法国意识到殖民地在战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之后，才决定向殖民地施以援手。

华盛顿对此看得很清楚。“我从心底乐意接受我们的新盟友最善意的关切，也在一定程度上珍视他们在其他方面提供的援助，”他表示，“但在人类的普遍经验之上有这样一条准则：任何国家的行为都与其利益密切相关，不应过度信任。没有哪位谨慎的政治家敢无视这一条训诫。”华盛顿放眼未来，警告美国“应该格外小心，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和成熟，一旦不小心犯下任何错误，都很难从中恢复过来。”[16]不过，1778年，法国对殖民者施以援助，不管对谁来说都是有利的。法英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并在1778年夏天正式宣战。西班牙很快也跟随参与了进来，不过西班牙跟的是法国而不是美国。西班牙从没有给予美国的革命事业任何直接援助，但英国在欧洲腹背受敌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给美国人的胜利增加了不少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