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巴尔干战争（第7/14页）

对一再容忍康拉德的狂妄而一径予以保护的弗朗茨·斐迪南来说，这林林总总曝光的内情是压垮他对康拉德之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内情揭露康拉德本身的颟顸无能，为莱塔河两岸批评哈布斯堡陆军的那些人，送上进一步缩减军事预算和特权所需的弹药。曝光的内情中，包括雷德尔布拉格家的保险箱里有一名骑兵中尉的裸照，雷德尔只要人在维也纳，就与那人黏在一块。有份报纸写道：“如今大家说陆军是反常性爱与性欲倒错的温床。”还有一份报纸把焦点放在钱而非性上面：“我们花数百万的钱在陆军上，认定至少不会有叛国之事，如今却爆出这让人难以置信的丑闻：一名最高阶军官，在未遭察觉下侦刺情报十四年。除了说陆军是个瞎眼的傀儡，除了是只有封建领主与资产阶级势利鬼才能参与的地方，除了是场灾难，我们还能说什么。”[50]

康拉德底下参谋部安全意识的松懈，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否则以雷德尔这个加利西亚公务员之子，财产暴增，生活阔绰，雇用五名仆人，在布拉格租下一间豪华公寓，在维也纳买下一间豪华公寓，养了四匹良种马，怎会一直未受到怀疑。雷德尔还在几乎人人都没车的时代，开着一部三十六匹马力、值一万六千克朗的奥地利-戴姆勒（Austro-Daimler）汽车，一年花掉估计十万克朗，凭着上校的薪水却积聚了两百万克朗的财富。雷德尔光付他仆人的薪水，一年就花掉七千克朗，相当于两名陆军少校的年薪。如此张扬阔绰，怎会没人起疑？

信教虔诚的斐迪南大公，也震怒于雷德尔的同性恋。当时的军官圈子仍把同性恋称作“波茨坦病”（la Potsdamie），谣传这种断袖之癖盛行于普鲁士宫廷，因此而得名。经查明，雷德尔自杀的那间饭店，距霍夫堡宫步程不远的克罗姆泽（Klomser）饭店，就是雷德尔常从布拉格开车来与男友斯特凡·霍林卡（Stefan Horinka）中尉相会的地方，而霍林卡在维也纳约瑟夫施塔特（Josefstadt）区的公寓，据房东太太所说，乃是“狂欢作乐”之地。雷德尔总会顺道过来，和霍林卡云雨一番，告诉房东太太他来“看他的侄子”；她不是傻子，知道怎么回事，但还是纳闷陆军军官怎能穿得这么好、开这么贵的车四处跑。房东太太推断，“他在部里搞见不得人的交易，大概在把缓役证明卖给想让自己儿子缓役的有钱人”，而他对雷德尔的这番认定，正与一般大众对陆军的怀疑相一致。[51]

这是自一九〇四年皇帝将路德维希·维克托大公流放出京以来，维也纳所爆发的最大同性恋丑闻，使哈布斯堡王朝所希望遮掩的种种事物再一次曝光：蒸汽浴、男按摩师、在维也纳市立公园找少年寻欢以及多瑙运河沿线好色的雷德尔常去的所有地方。而这一切全发生在康拉德眼皮底下。雷德尔的戎马生涯始于贝克麾下，但在康拉德麾下开始平步青云，这时，康拉德甚至不愿把雷德尔事件的相干人等解职或惩戒，而只要霍林卡中尉接受三个月的苦役和贬为大头兵。[52]弗朗茨·约瑟夫对这些曝光的事极为反感，于是把他的兵权大部分转移给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任命他为“联合武装部队督察长”。若非这一连串发展，皇帝绝不会授予他此职。督察长指挥陆海军和掌理参谋部，而此前最后一任督察长是这位老皇帝的堂伯，已于一八九五年去世的阿尔布雷希特大公（ArchdukeAlbrecht）。[53]弗朗茨·斐迪南对这些曝光之事的厌恶，至少和弗朗茨·约瑟夫一样强烈，但这位信教虔诚的大公也认为康拉德让雷德尔选择自裁一事违反神的律法。他再次开始要求撤换康拉德，代之以会扫除积弊、重整纪律与道德之人。他提出特尔斯蒂扬斯基（Tersztyánszky）将军与波蒂奥雷克将军两人选，尽管波蒂奥雷克据说也是个同性恋。

整个二元君主国，而不只是奥地利报界和军方，都紧盯着雷德尔事件不放。保守派认为此事再一次揭露正腐化奥地利的“社会弊病”：“对金钱与个人前途的极力追求、自我中心、物质主义、浮夸虚华、道德彻底沦丧。就连k.u.k.军官团都已被这些东西渗入。”[54]奥地利议会群情激愤，要求陆军将此事交给司部法调查，议场里响起令人难堪的质问：为何雷德尔未被捕，未照规定送交军法审判？他靠什么如此快速升迁，当上陆军部一重要部门主管和军参谋长？他豪奢阔绰的生活作风怎么一直未被注意？他为何获准自己了结性命？既然雷德尔也泄漏了德国的机密，为何未邀德国一起调查？他出卖了哪些机密？未来任何对俄作战计划都已被摸得一清二楚？陆军理不直气不壮的自我辩护——“雷德尔穿皇帝的军装，但其实完全称不上是奥匈帝国军官，因为军官团是纯正的”——是可笑的，隐含反犹意味（雷德尔是犹太人因而不纯正）的，被斥为胡说八道。[55]匈牙利议会看到他们所已然鄙视的共同军里曝光这些无能、腐败、堕落之事，惊骇万分，无法接受。自一九一二年晚期起，贝希托尔德为了得“一劳永逸地”和塞尔维亚打一仗之事受到康拉德围剿，这时则得到解围，因为抬不起头的康拉德噤了声。[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