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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年秋季援救科钦的葡萄牙船队规模很大：十四艘克拉克帆船，包括五艘新建的大船。它们带来了大量士兵、水手和强大的火力。扎莫林惨败的消息传遍了马拉巴尔海岸，葡萄牙新船队的抵达对各贸易城市及其统治者施加了很大影响。葡萄牙人显然是不可战胜的；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他们；葡萄牙船队抵达科钦时，扎莫林的另一个臣属——塔努尔国王向葡萄牙宣誓效忠。麦加穆斯林的情绪越来越阴暗。印度海岸的贸易港口一个接一个地对他们关闭了大门。

葡萄牙人坚定顽强的对抗、他们军事行动的凶悍猛烈、船队的灵活机动、火力的优势和他们对战斗的酷爱，似乎构成了一股无法抵挡的力量。不仅在马拉巴尔海岸，在东非棕榈树环绕的沙滩，开罗和吉达的旅行商人都大感沮丧。到1504年年末时，一大群穆斯林商人对时事悲观失望，决定拖家带口，带着商品货物返回埃及。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洛佩斯船队追上了这群穆斯林船只，可能杀死了两千名穆斯林。这是对扎莫林及其阿拉伯盟友的最后打击。“此次失败之后，国王感到自己被毁掉了；从此以后，美好往昔不再来，因为他已经损失惨重，而摩尔人都离开了卡利卡特；因为那里暴发了饥馑，人口逐渐流失。”[13]卡利卡特的辉煌时代快要落幕了。进入1505年之际，葡萄牙人自信满怀，将要永久占领马拉巴尔海岸。曼努埃尔一世筹划下一次远航时已经在考虑这一点了。

印度洋传统贸易体系遭受的破坏产生了深远影响，让越来越广泛的圈子都能感同身受。威尼斯人原指望漫长的距离、疾病和海难能够消灭葡萄牙的香料贸易路线。每年3月，葡萄牙船队从塔霍河口出发，前往印度，来回2.4万英里。这是非同小可的航海壮举。但它造成的消耗损失也极大。远航船只从赖斯特罗海滩起航，岸上的人们目送它们离去时以泪洗面，不是没有道理的。从1497年达伽马首航到1504年，共有5500人去往印度，其中1800人，也就是35%[14]，没能回来。损失的人员大多死于海难。不过，远航的回报极其丰厚。瓦斯科·达伽马首航的收益就相当于投资的60倍。据计算，扣除成本，王室每年从香料贸易中获得100万克鲁扎多的利润，这是天文数字的巨款。里斯本码头上香料的气味吸引了大量满心渴望的新人投入冒险。很多人一穷二白，不怕任何风险。葡萄牙匮乏自然资源，处于欧洲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外围。所以，东方的诱惑是葡萄牙人无法抵御的。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称曼努埃尔一世为“杂货商国王”，以此嘲讽一个以贸易为生的小国君主的庸俗自负，但其中也有羡慕的意味。在中世纪欧洲，葡萄牙王室的经商行为就像航海本身一样，是一大创新。葡萄牙国王是王室商人资本家，通过垄断贸易获得了巨额利润。

葡萄牙人对海难有许多想象

有了这个金钱的源泉，曼努埃尔一世得以重塑里斯本的形象。1500年，他命人在塔霍河两岸开辟空间，准备营造一座巨大的新王宫，要俯瞰塔霍河，让国王能观看东印度的财富滚滚而来。河畔宫殿既是帝国辉煌的表达，也是商业活动的中心，这两方面由王室的身份联系起来。王宫旁设有作为基础设施的行政管理部门：印度事务院，海关大楼，管理木料和奴隶进口及与佛兰德贸易的官衙，王家铸币厂以及兵工厂。在新世纪之初，里斯本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不断运动的世界，欧洲最富活力的中心之一，充盈着金钱与能量，并由王室将里斯本经营成一门价格垄断的生意。商业与技术基础设施的很大一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葡萄牙人的航海技能无与伦比，但该国缺少富有商业精神的中产阶级。除了铸炮工匠和炮手之外，葡萄牙还需要拥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经纪人在东印度买卖货物。在里斯本和全欧洲，葡萄牙需要经销商、零售商、银行家和拥有精明商业头脑的投资者。它从佛罗伦萨、热那亚、博洛尼亚、安特卫普、纽伦堡和布鲁日吸引了一大批人才。

1503～1504年，富可敌国的富格尔家族[15]在里斯本开设银行，人们认为这标志着威尼斯在欧洲享有的香料贸易中心的声誉遭受到了严重威胁。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威尼斯的竞争对手们幸灾乐祸，喜不自禁。普留利希望葡萄牙贸易会在好望角的礁石上撞个粉碎，但这希望过于乐观了。1504年2月，威尼斯元老院忧伤肃穆地听取了关于达伽马第二次远航往欧洲带回大量香料的报告。与此形成对照，在亚历山大港的威尼斯商人极难获得香料。威尼斯人不知道的是，个中原因与葡萄牙没有多大关系，而主要是由于马穆鲁克王朝的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