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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第一个反抗对海外报道的严格控制并且认识到国内有更戏剧性机会的《纽约时报》人，是36岁的戴维·哈伯斯塔姆。他是个高个子、皮肤黝黑、压力不大但头脑清醒的记者，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密西西比为一家乡村小报效力，后投奔纳什维尔的《田纳西报》，也曾为《记者》撰稿。赖斯顿曾读过他在这几本杂志上的文章，遂于1960年把他招进《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哈伯斯塔姆在华盛顿虽说还满意，但真正的报道才能一直未能显露出来，直到他1961年去刚果报道那里的战争。在那里，他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没有编辑的指示和管制，他工作得最好。哈伯斯塔姆胜过他那一代的其他任何一个《纽约时报》人，更多地继承了马修斯和索尔兹伯里的优良传统——借用索尔兹伯里描述自己的话说，哈伯斯塔姆“胸中有数”。他是一个有干劲且非常投入的记者，不受常规习惯和官方说法的束缚。像马修斯和索尔兹伯里一样，他注定要成为有争议的人物，尤其在他1962年到了越南以后。

哈伯斯塔姆对越南战争的报道丝毫没有表达出南越领袖和他们的美国“顾问”所一再鼓吹的乐观主义。正如哈伯斯塔姆所看到的，这种联合的分遣队既不交朋友，也不感化人民，更不会打赢越南战争。他并非是唯一抱有此看法的记者——还有合众国际社的尼尔·希恩和美联社马尔科姆·布朗，两人后来都加入了《纽约时报》——但哈伯斯塔姆，因他的报道不断发表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从而成为了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最厌恶的人。那些怀疑哈伯斯塔姆报道的人，开始指责他言过其实，甚至1963年《纽约时报》有些编辑私下担心该报会再次被指控为煽动共产主义情绪。国际组给他拍了电报，言辞强硬地质问他，对此哈伯斯塔姆的答复甚至更尖锐。越南吴庭艳政权被推翻后，瑈夫人在丈夫和小叔子被杀害后声称，“哈伯斯塔姆应被烧死，我愿意提供汽油和火柴”[注：吴庭艳（一译吴廷琰，1901—1963），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55—1963），在任时政策偏袒天主教，引发了大多数信仰佛教的越南人民的不满，并引爆了佛教徒危机，进而失去美国支持，在1963年南越政变中遇刺身亡。瑈夫人（1924—2011），原名陈丽春，是吴庭艳的五弟吴廷瑈的夫人。由于吴庭艳终身未婚，瑈夫人实际上扮演了越南第一夫人的角色。其丈夫吴廷瑈在1963年南越政变之后被政变军队处决。]。

1964年，哈伯斯塔姆荣获普利策奖，平息了很多职业上的怨恨，但他仍然与国际组的成员们保持个性的差异。他走得太远，太快，他们没机会怀疑他的判断力。哈伯斯塔姆痛恨那些带质问语气的电报，也曾因许诺的升职被莫名其妙地取消而火冒三丈。

他后来被派驻华沙时，他结识并娶了波兰女演员埃尔兹比塔·齐泽夫斯卡，进而使得他与国际组的关系更复杂化：人们担心他会因为害怕被逐出波兰、与妻子分开，就会在共产党政权问题上措辞绵软。哈伯斯塔姆做的截然相反，他写了几篇关于波兰人民经济生活和反犹主义的批评文章，之后在1965年12月，他以“诽谤罪”被驱逐。当时，在纽约总部，事实上几乎无人关心他的遭遇，当他听说有些编辑认为他是因自己的粗鲁而被驱逐时，他心中更是怨恨倍增。

接着他被派往巴黎，在那里他与妻子鸳梦重温。但在巴黎的报道工作令他厌倦，他似乎觉得任何在外国的采访任务都不会具有在美国国内才具有的挑战性。驻外记者魅力四射的时代似乎过去了，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他在巴黎用大部分时间来写小说，偶尔也给纽约的朋友写信，倾诉他在目前体制下遭到的挫折：

我现在越来越多是在为自己，而不是庞奇·苏兹贝格工作，不过如果他对此没意见，我也是。我现在的态度愉快而漠然，越多地看到自己离开《纽约时报》的前景，就越确信从长远来讲，这样做对我来说是好的，确信自己不需要报社提供的安全感，确信自己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我给阿贝·罗森塔尔写信说我想回到纽约，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与丹尼尔之间的通信进行得很愉快，没有发生什么摩擦）。有关丹尼尔：我认为他是下一代，尤其是《纽约时报》下一代的典型代表，会叫你“先生”的下一代。他认为《纽约时报》是所有职业当中最好的选择——因此为《纽约时报》工作是一个荣耀，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特权，而且与他交谈也是一种荣耀，因为他是《纽约时报》在工作上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