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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像任何人。然而就此而言，他表层下的第一层甚至也让人难以捉摸。的确是这样。现如今，每个人都扮演着三个或四个角色。一个人的一句话可以展示出几乎无穷个可能性。他说的也许会是真的。但这是最为稀有的可能性。

1949年1月，在坚持不懈地拜访主编埃德温·詹姆斯的办公室之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被《纽约时报》聘用了。索尔兹伯里马上被派到了莫斯科。如果索尔兹伯里不是凭同样的毅力成功地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一张签证的话，他是无法进入《纽约时报》的，因为莫斯科分社18个月来空无一人，是唯一有空缺的职位。《纽约时报》最后一个常驻莫斯科的记者德鲁·米德尔顿写东西相对无拘束，1947年被拒绝再次入境，因此报社在报道苏联方面经常是困难重重。《纽约时报》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先是忽视，然后又低估列宁的影响。《纽约时报》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记者沃尔特·杜兰蒂，按《纽约时报》编辑们的看法，已经成了斯大林的卫道士了。从1941年到1943年《纽约时报》驻苏联的记者，后来转向为共产党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伦敦版和纽约版写作。在索尔兹伯里被派往莫斯科之前，《纽约时报》曾对他过去的政治活动和私人活动进行了调查，而且业主也曾提醒牛栏对他的报道保持“警惕的眼光”。即使这样，索尔兹伯里也很快成了有争议的人物。读者认为，他的稿件反映了许多对苏联过于同情的东西。记者圈子里，特别是右翼人士暗示说，苏联人之所以给索尔兹伯里发了签证，只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以上说法都不是事实，但当时是感情用事，而不是慎重克制的年代。在美国是麦卡锡主义横行，是“冷战”最严峻的岁月，莫斯科成了一个充满怀疑和黑暗阴谋的城市。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有冲突；铁托也与斯大林闹翻了；苏联实行了新的国家秘密法案，这个法案如此严格，甚至可以解释成不允许苏联的电话接线员告诉外国人现在是几点。对索尔兹伯里来说，在苏联的这些日子里充满了拒绝和孤独，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每一个举动都受到了监视，他的每一篇报道都受到了审查，甚至每一个他看到的年轻苏联姑娘后来都要受到秘密警察的审讯。一天，新闻编辑部里得到了一个消息，说索尔兹伯里有生命危险——苏联的秘密警察认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准备拷问他，把他送上间谍审判法庭，而且要干掉他。当一连几天听不到索尔兹伯里的消息后，纽约总部的一个记者威尔·利斯纳就提前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好了讣告。

如果《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说清楚，他们在索尔兹伯里的名下发表的那些文章事先都被苏联人审查过了，那么，索尔兹伯里在美国读者中的名声就不至于如此有争议了。有几次索尔兹伯里写信给编辑，要求在他的稿件上插上被审查过的标志，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经常遭到攻击，被说成是他对苏联软弱的表现。索尔兹伯里不清楚为什么《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不愿意说明他的文章被审查过，但他怀疑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犹太人审查制度在当时十分苛刻，《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不愿意因为给他们的报道贴上审查的标签而去对抗美国强有力的犹太复国主义集团。这也许会被他在《纽约时报》的上司叫作荒谬的推论，所以索尔兹伯里还是决定少说为佳。另外，当时从埃及到多米尼加共和国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形式的书报审查制度，《纽约时报》如何能准确地把所有这些不同程度的书报审查制度都贴在它的电讯稿上呢？《纽约时报》的确偶尔地在它的社论中表示歉意，说“来自苏联的报道是被歪曲的或不完整的，这并不是我们记者的过错”。这在一定程度上帮了索尔兹伯里一把，但并没有到治愈创伤的程度，这些创伤是由于当时《纽约时报》在发表索尔兹伯里的一篇被审查得温和起来的文章之后，又发表了《纽约时报》国内苏联问题专家哈里·施瓦茨的强烈批评苏联的文章而造成的。

哈里·施瓦茨，曾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和国务院苏联问题分析家，后去锡拉丘兹大学当教授。苏联谴责他是“资本主义情报机构的代理人”。1947年他在锡拉丘兹开始为《纽约时报》写关于苏联的文章，正是在这一年苏联人拒绝德鲁·米德尔顿再次入境。1951年施瓦茨搬到纽约，为《纽约时报》当全日制的专业撰稿人，在十层的一间堆满了共产党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的办公室里写他的报道。施瓦茨是在离莫斯科4600英里远的地方写关于苏联的文章的，而索尔兹伯里是在红场上写关于苏联的报道的，这当然导致索尔兹伯里看起来像是一个红色宣传家，并最终导致《纽约时报》的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私人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