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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位牛栏编辑随口回答道，“你现在有三篇。”

“是的，”这位纽约的编辑迅速地回答，“阿贝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你说阿贝会对你发火吗？”

“这个，”这位编辑犹豫不决地说，“你也知道阿贝的为人。”

也许新闻编辑部里没有哪个人比克劳德·西顿更多地感觉到纽约组的压力了。西顿40岁，是国内新闻主任，这个主任工作不同于他作为一个记者在打游击的年代所做的工作。在那个时期，他曾一个月离家20天，有时每天工作20个小时，在南方腹地旅行，采访民权运动。当时，因他的报道而引起了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的蔑视，他勇敢地面对伯明翰的头子“公牛”康纳的恶狗和麻烦，有一次在密西西比曾被卡特利奇的一个亲戚扔出了商店。作为对他的奖励，在卡特利奇的庇佑下，西顿于1964年回到了纽约，接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担任了国内新闻主任。索尔兹伯里已被提拔为主编助理。

但罗森塔尔和盖尔布的出现和索尔兹伯里的影子，给西顿带来了挑战，这些挑战偶尔地比他在南方农村所感觉到的公开的敌意更严峻。他知道，作为索尔兹伯里的接班人不会是轻松的事情。索尔兹伯里精力旺盛，是一个很有权威也很说服力的人。但西顿没有充分预料到随着这个职位而引发的办公室里的竞争，很少感觉到但又是现实存在的持久的紧张的对立倾向，即索尔兹伯里让给西顿组，以及和他们同房间对面罗森塔尔领导的组之间的对立倾向。尽管索尔兹伯里升迁了，但好像他仍然操心他过去的辖区国内新闻组不要落后于罗森塔尔设置的快速度，西顿很快有了麻烦。毫无疑问，索尔兹伯里不是罗森塔尔欣赏的人，他们都具有的冲动个性经常使他们只以一种方式，即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看事情。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在国内和海外的全部经验，他们的自我和雄心，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似乎注定使他们在社交上和处世哲学上格格不入——罗森塔尔，一个来自俄国犹太移民的儿子，曾被共产党统治的波兰驱逐的记者，有更多的美国民族主义倾向，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比更复杂的索尔兹伯里更恭敬。索尔兹伯里是一个几乎讲禁欲的中西部人，经历过斯大林时代最黑暗的时期，来自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家庭，这个家庭300多年前就已经定居于美国，曾经在各种各样、经常是无法区别的政治救星和恶棍统治下生活。当冰冷的、过于直率的、似乎没有自我意识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带着某种想法或意见来到纽约组时，罗森塔尔似乎总是准备进行格斗。索尔兹伯里像是意识不到他给敏感的罗森塔尔造成的影响，当他听说罗森塔尔去找克利夫顿·丹尼尔解决索尔兹伯里甚至不知道是问题的问题时，他感到惊奇，或者自认为是惊奇。

克劳德·西顿1964年成为国内新闻主任后，开始体验到与索尔兹伯里在国内新闻组最后一年和罗森塔尔之间发生的事件相类似的事件——这些差别并不总是因为个性，而是因为在某些报道应归纽约组还是国内组处理问题上真正的不一致。来自海外的报道无可争议地归国际组管辖，但包括华盛顿分社在内的国内组和纽约组之间的管辖界线却经常是交叉重叠的。例如，对肯尼迪一家的采访被认为是国内组的地盘，但当肯尼迪被刺杀后肯尼迪一家有时在纽约，有时在华盛顿，并且在纽约建起了住所时，哪个组负责采访哪个肯尼迪的问题就经常有争议了。

1965年，纽约组阻碍驻扎在华盛顿的《纽约时报》的国内政治记者戴维·S.布罗德到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采访肯尼迪总统的讲演，因为普林斯顿是纽约组管辖区域的一部分。作为可能的报复，国内组拒绝让纽约组的采访过约翰逊讲演的记者去阿肯色州的温泉县报道青年共和党全国理事会关于新泽西告密案的行动。西顿把戴维·布罗德安排到阿肯色州，布罗德从那里发回了他的报道，把它归档于纽约组，但经过一次编辑就被扼杀掉了。布罗德感觉到了在他的一些任务上两组之间的对立，他还感觉到被《纽约时报》的官僚制度所限制。于是1966年8月他辞去了《纽约时报》的工作，加入了《华盛顿邮报》。在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请求下，他写了一个备忘录，列举了他的不满和对《纽约时报》的印象，对《纽约时报》的政治采访和华盛顿分社状况的看法。布罗德打印的备忘录不留空行，将近八页。他详细地有时是尖锐地描述了和纽约组打交道时遭遇的挫折。他写道，华盛顿的精神状态是很低落的，他对克劳德·西顿的主任职权和纽约过分强调名人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和低估倾向性报道或更有分析性特写报道的一般倾向，多次表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