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齐国中兴（第23/28页）

首先还是人治与法治之争。保守者认为，晋国自古恪守先祖唐叔订立的法度，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现在放弃古法而铸刑鼎，老百姓以后只看刑鼎就行了，哪里还会尊重领导？长此以往，贵族何以成其为贵族？贵贱无序了，国家哪里还像个国家？

其次，士匄主持修订的刑法，本来已经是弃置不用了的。刑法中的一些重要原则，还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举行“夷之蒐”的时候确定下来的。众所周知，“夷之蒐”是晋国众卿乱政的开始，“一蒐而三易中军帅”，国君完全被众卿摆布，根本没办法控制局面，而且导致后来的赵、狐之争和一系列乱局。这样一部刑法，本身就为人诟病，怎么还能刻在刑鼎上呢？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荀寅铸刑鼎，未请示魏舒。

据说，魏舒听说荀寅在铸刑鼎，大吃一惊，连忙派人命令荀寅停工。但是荀寅置若罔闻，反而加快了施工进度，同时还拉拢赵鞅跟他一起担责任。工程完工后，魏舒召集六卿开会，追讨责任，结果发现事情真正的幕后主使乃是士鞅！

六卿之中，荀寅和士鞅狼狈为奸，赵鞅被荀寅利用，荀跞与荀寅同宗共祖，韩不信又与赵鞅世代相好，魏舒只能偃旗息鼓，铸刑鼎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当时大夫史墨对此事评论：“范氏和中行氏快要灭亡了吧！荀寅不过是个上军副帅，却不遵从上令，擅自铸造刑鼎，胆子也太大了。范氏也难辞其咎，范宣子（士匄）修订的刑法本来已经废除不用，现在又搬出来实行，这是自取灭亡。至于赵氏，不过是被利用了，如若能够吸取教训，加强品德修养，或许可以免除祸患。”

六卿之间互相角力，直接导致晋国国际地位下降。公元前512年六月，晋顷公去世，晋定公即位。八月，晋国为晋顷公举行葬礼。郑国派子大叔前往新田吊丧并送葬。

当时的礼节，送葬和吊丧是分开来的，送葬重于吊丧，送葬者的地位必须高于吊丧者，方能体现尊重。以晋、郑两国外交史为例，晋悼公死，公孙夏吊丧，子产送葬；晋平公死，子大叔吊丧，罕虎送葬。现在晋顷公死了，郑国仅仅派来一个子大叔，一人身兼两职，无疑是降低了规格。

魏舒很不舒服，命士景伯责问子大叔为什么会这样。

子大叔回答：“诸侯之所以臣服于晋侯，是因为晋国有礼。所谓礼，很简单，就是小国侍奉大国，恭顺听命；大国安抚小国，体恤周全。郑国居于大国之间，忠于职守，参与大国的守备，同呼吸共命运，怎么可能忘记吊丧送葬之礼？先王规定，诸侯的丧事，派士吊丧，大夫送葬，卿是不用出面的。然而晋国的丧事，郑国每次都派卿参与，不可谓不重视，但那也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这么做。如果条件不允许，比如国有战乱的时候，别说卿，就是士大夫也派不出来。当年王室办周灵王的丧事，我先君郑简公正好在楚国，只派了下卿印段前往，王室也没发表意见，这就是体恤我们这些小国的困难。现在您说，‘为什么不按原来的规格办？’老兄啊，原来的规格也是有丰有俭，我们到底是从丰还是从俭呢？从丰，寡君刚刚即位两年（郑定公两年前去世，郑献公即位），年纪还小，您总不好要他亲自跑一趟吧？从俭，那我这个当国已经来了，规格也不算低了。您实在要责备我们，那就看着办吧！”

士景伯无言以对。

公元前510年秋天，周敬王派大夫富辛、石张访问晋国，提出一个要求：自从王子朝叛乱，雒邑便变得破败不堪，王室只好搬到成周。但是成周地方狭小，城墙也不高，想请晋国号召诸侯帮助扩建成周并加高城墙。

所谓霸业，不外尊王攘夷。魏舒认为这是一个提高晋国声望的机会，更是一个提高自己声望的机会。毕竟，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他不希望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软弱无能的名声。

于是同年十一月，魏舒、韩不信召集诸侯大夫在狄泉会盟，讨论修建成周的事情。指派士景伯为总设计师，负责计算城池的长、宽、高、深，测算所需的土方，进行建筑物资的比选，安排人工使用计划，确定后勤保障方案。士景伯将这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分配给各国的任务也很明确。韩不信则负责监督，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