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御强敌（第16/20页）

说来奇怪，环顾世界，苏联（连同美国）却是唯一不曾因大战带来重大社会及制度变革的国家。战争揭幕及落幕之际，苏联的统治者都是斯大林一人（参见第十三章）。但是尽管如此，大战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稳定性造成的压力却不可谓不大，在政府管制特别厉害的乡间地区尤为严重。若不是纳粹主义根深蒂固地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德国侵略者恐怕将会赢得许多苏联民众的长期支持。相反地，苏联最后终获胜利，主要却是基于境内多数民族爱国情切——也就是苏联本土的人民，他们是红军部队的核心，是危急存亡之际苏联政府发出紧急呼吁的对象。事实上在苏联国内，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的官方名称正是“伟大的卫国战争”（the Great Patriotic War），而此名也确实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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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至此，作为一名史学家，作者的笔锋必须转叙其他场景，以免落入只重西方的褊狭窠臼。因为截至目前，本章所叙很少涉及世界上其他更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就日本与东亚大陆之间的冲突而言，其中种种关节，与西方形势不可谓毫无牵连。因为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正为极端军国主义的右派把持，而中国的抗日主力则为共产党。至于拉丁美洲地区，更一向紧紧追随欧洲的意识风向，热心输入各种盛行的思想，例如法西斯、共产主义等等。墨西哥尤为其中之最，在卡德纳斯总统（1934—1940任总统）的领导之下，于30年代重新燃起大革命的烈火，更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极力为西班牙共和国助阵。事实上在共和政府战败之后，墨西哥是全球唯一继续承认共和国为西班牙合法政权的国家。然而，对绝大多数亚非地区以及伊斯兰世界而言，法西斯不管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或某一侵略国的国策，向来都算不得也永远不是这些国家与人民的大敌，更不要说是他们唯一的仇敌了。他们真正仇恨的是“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而绝大多数的帝国主义势力，碰巧都是实行自由民主的国家，例如英、法、荷、比、美等国。更重要的是，除去日本是唯一的例外之外，所有的帝国霸权，清一色都是白人。

根据逻辑推理，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因此帝国强权的敌人，自然有可能成为挣脱殖民锁链、争取自由解放者的伙伴。甚至连日本，虽然在自己的殖民禁脔之内也有它特有的倒行逆施之处——这一点，韩国、中国等地的人民均可作证——但是对东南亚和南亚各地，日本人却可以摆出非白人民族的斗士的姿态，并号召当地反殖民的力量起来反抗白人。因此，此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便与反法西斯的斗争背道而驰。因此之故，1939年斯大林与德国立约，虽使西方左翼人士大感沮丧，东方印度及越南两地的共产党人却不以为有什么不对，反而高高兴兴地专心对付英法。可是到了1941年，德国反扑苏联，殖民地的共产党为扮演好同志的角色，只得被迫更改意愿和计划，放下自己的大事不论，先把轴心国势力打退再说。这种做法不但不受欢迎，就策略而言也极不高明，因为其时正是西方殖民帝国最为脆弱的时刻，即使还不到倒塌的地步，却也极为不堪一击。于是，对共产国际的铁腕约束不甚介意的当地其他左派人士，便趁此机会大举活动。1942年印度国大党发起英国人“退出印度”（Quit India）的运动。孟加拉派的激进分子博斯（Subhas Bose），则替日方组成了一支印度解放军，成员来自日军袭印之初，印度部队中为日方所擒的战俘。缅甸与印尼两地的反殖民武装分子，也正中下怀，认为大战乃天赐良机。将这种不择手段的反殖民逻辑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近乎荒谬的例子，要数巴勒斯坦的一个偏激的犹太边缘团体。它与德国谈判（经由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治下的大马士革），要求德国助其一臂之力，将巴勒斯坦由英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这批人眼中复国运动的首要大事——该团体中某名好战人士，即日后成为以色列总理的沙米尔（Yitzhak Shamir）。但是诸如此类的举措，并不表示殖民地人民在意识上偏好法西斯。不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既与犹太复国派的移民时生龃龉，纳粹的反犹主张自然颇投他们所好。而位于南亚大陆的印度，其中必也不乏相信纳粹神话，自以为属于所谓雅利安优秀种族之人。可是这些多属例外情况（参见第十二及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