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御强敌（第13/20页）

欧洲各国地下抗敌运动的历史真相，至今多数依然如神话般成谜。因为战后各国政权的合法地位，主要是基于战时抗敌的表现。法国的例子尤其极端，因为胜利之后的法国政府，和1940年与德求和并合作的政府毫无任何事实上的传承。而法国地下抗德组织的力量，一直到1944年依然很弱，其武装力量更差，民众的支持并不普遍。战后的法国，是由戴高乐将军一手重建。戴高乐立国的根基其实是基于一个信念：那就是永恒不朽的真正法国从来不曾接受过战败的事实。他本人便曾说过：“地下抗敌活动，不过是侥幸得胜的纸老虎。”（Gillois，1973，p.164.）时至今日，法国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则依然不变：只有那些地下抗敌志士，以及加入戴高乐自由法国部队者，才算是大战的勇士。事实上因地下抵抗神话兴起的欧洲政权，并不止法国一国。

对于欧洲的地下抵抗运动，在此必须先做两点阐明。首先，一直到1943年意大利退出大战之前，地下活动的军事力量很弱，除了在巴尔干部分地区以外，不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其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在政治上及道德层面。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泛滥二十余年，极受欢迎，甚至连知识分子也予以支持。但在1943—1945年间各地普遍的地下抵抗运动浪潮之下，意大利的群众发生重大转变。意大利的中部及北部，便曾兴起一股武装党派运动，近10万民众加入战斗，其中45000名不幸阵亡（Bocca，1966，pp.297—302，385—389，569—570；Pavone，1991，p.413）。有了这类抵抗运动的光荣记录，意大利人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将墨索里尼的记忆丢在脑后。可是德国民众却没有这么轻松，无法将自己与1933—1945年间的纳粹活动划清界限，因为他们始终团结在他们的政府身边，一路支持到底。德国内部的抵抗人士，主要是一小群共产党人和普鲁士军方保守人士，以及一批稀稀拉拉的宗教人士及自由派人士，这些人不是早已于战火中死去，便是陷身于集中营。相反地，一帮法西斯同路人以及被占领国的通敌者，自1945年后便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对抗社会主义的冷战揭幕，这类人才又重新活跃于西方国家的军事及情报行业，在地下秘密活动中大显身手。[9]

其次，除了波兰是一大例外之外，欧洲地下抵抗运动的政治路线多向左倾，其中原因十分明显。各国的法西斯分子、极右派、保守人士，这些当地的有钱有势阶层，心里最恐惧的就是社会革命，因此对德国多表同情，至少不会起来反对。而一向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右派的地方主义者，或那些规模较小的国家主义运动，对德国也心存好感，甚至一心希望从中得利，借着与德国合作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弗拉芒、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等国家。此外，我们也不可忽略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坚决反共的立场，它们天生便与共产主义誓不两立。各地虔诚的天主教徒，对教会又一向言听计从。不过，教会中的政治相当复杂，若随便将之划归为“通敌派”也不甚妥。但是就基本立场而言，右派中的人起来反抗法西斯，往往不是其所属政治路线里的常态。比如丘吉尔和戴高乐，就是其意识阵营里的特殊情况。然而话说回来，再死硬的右派传统分子，一旦家国有难，直觉反应自然也是起来保家卫国。若说他们缺乏这种爱国心，当然令人难以置信。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难怪共产党人士在地下抵抗运动中的表现如此引人注目了。大战期间，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而在政治上有极大收获，其影响力于1945—1947年间达到高峰。只有德国一地，大批共产党人在1933年惨遭逮捕杀害，接下来三年里又不断从事自杀式的英勇对抗，始终不曾恢复元气。除此之外，甚至在那些离社会主义很远的国家，例如比利时、丹麦、荷兰等，共产党的得票率也比以往倍增，获得了10%—12%的选票，成为国会第四大甚而第三大的势力。法国共产党更在1945年的选举中一跃而成该国的最大党，并首度领先它多年的竞争对手社会党势力。共产党在意大利的收获更为惊人，战前它们原本只有一小部分核心干部，人数既少，又遭重重围剿，地位非法——1938年，连共产国际也口口声声威胁要将其解散——可是两年之间，在抵抗运动的声势之下，水涨船高，竟然一变而为拥有80万人的大党；到1946年，更几乎达200万名党员之众。至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主要是以内部的地下武装力量对抗轴心势力，这类国家的政治党派，便更多以共产党为主要力量。共产党势力之强，连丘吉尔这个对共产党最不感兴趣的人，一旦大局明朗化，也不得不见风转舵，放弃了南斯拉夫的保皇派米哈伊洛维奇（Mihailovic’），将英国政府的各项援助转到由铁托领导的部队身上，因为后者对德国人造成的威胁显然比前者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