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第15/19页）

法西斯思想在美洲大陆的势力，只有在拉丁美洲地区方才开了张。不但有政坛人士深受影响，例如哥伦比亚的盖坦（Jorge Eliezer Gaitán，1898—1948）以及阿根廷的庇隆（Juan Domingo Persón，1895—1974），也有国家政权正式以法西斯名号成立，例如1937—1945年间，瓦加斯在巴西成立的“新国度”（Estado Novo，即New State）。当时美国政府深恐法西斯风气煽动之下，纳粹势力在南美增大，会向北美形成包抄之势。其实这种担忧根本是过虑，因为法西斯对拉丁美洲诸国的影响，多半仅限于本国政治。除了阿根廷明显地倾向轴心国力量之外——不过只有在庇隆当政前后方才如此（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半球的政府一律加入美国阵线作战，起码在名义上属于盟国一方。但另有一个事实也不可否认：当时某些南美国家的军队制度，均师法德国，有的还由德国甚至纳粹教官负责训练。

格兰特河以南的美洲地区（Rio Grande，译者注：格兰特河是美墨边界河流，其南即指整个拉丁美洲），之所以深受法西斯的影响，理由其实很简单。在这些国家看来，1914年之后的美国，已不复当年反帝先锋的形象。19世纪的美国，是追求进步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朋友，在外交上，曾帮助他们对抗英法西三国的帝国或前帝国势力。可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译者注：此战美方获胜，美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继之而来的墨西哥革命（1910年），更不要说石油和香蕉工业的兴起，使得拉丁美洲政治圈子掀起了一股反美、反帝国主义的风潮。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华盛顿当局显然只对炮舰外交和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战果感兴趣，至于对拉丁美洲风起云涌的反对运动则没有丝毫阻止的行为。秘鲁的阿亚·德拉托雷（Victor Raul Haya de la Torre）建立了反帝国主义阵线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阿亚·德拉托雷的野心是以全拉丁美洲为目标，不过其联盟组织只在其本国秘鲁奠定了一定的地位。他的计划，是请尼加拉瓜著名的反美运动桑地诺部队的军官为教官，为其组织训练出一批颠覆分子来（桑地诺军队曾于1927年后实行游击作战，长期对抗美方的占领。80年代的尼加拉瓜桑地诺党革命，其革命感召力就来自当年的桑地诺运动）。这些再加上经济大萧条的打击，30年代的美国看来雄风不再，称霸美洲的声势大减。罗斯福总统放弃了诸位前任坚持的炮舰政策，在南方的邻国眼里，这不但是一种“睦邻”的手势，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国势的衰弱（这一点他们却看错了）。因此，30年代的拉丁美洲不再把北方的邻居看作自己的导师。

但是向大西洋另一边望去，法西斯显然成为30年代的成功典范。拉丁美洲这块大陆，向来是在文化霸权地区寻找灵感。它们的领袖，总是不断向外眺望，渴望寻得一份可以帮助本国富强现代的秘方。如果说，世上真有这样一个典范，可供这些想要更上一层楼的拉丁政客模仿学习，那么自然非柏林、罗马莫属。因为伦敦、巴黎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灵感，而华盛顿更是毫无作为。（至于莫斯科，仍被外界视为社会革命的典型，因此多少限制了其政治上的吸引力。）

然而，不论这些拉丁美洲的领导者们，如何感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两人提供的政治养分，他们本身的作风及成果，却与其师法的欧洲诸国有着巨大的差异。当年玻利维亚革命政权的总统，私下曾亲口承认，欠下法西斯不少思想恩情。作者至今犹记当时听到此语时心中感受的惊诧之情。玻利维亚的战士及政客，眼里虽然看着德国的榜样，手底下实现的组织结果，却是1952年的革命。革命不但将该国的锡矿收归国有，并为印第安小农阶级实行了激进的土改政策。在哥伦比亚国内，伟大的人民保护师盖坦，不从右派着手，却一举夺下了自由党（Liberal Party）领导人的位置，要不是他于1948年4月9日在波哥大（Bogota）遭人暗杀，当选总统后势必引导该国走上激进的路线。暗杀盖坦的事件，立刻在哥伦比亚首都掀起大规模的暴动（包括警察在内），很多省首府还马上宣布成立革命公社。拉丁美洲首领汲取于欧式法西斯榜样的所谓政治养分，其实是后者对行动果断的人民领袖的神化。可是拉丁美洲革命者打算动员并且的确动员起来的群众，却不是欧洲法西斯那些因害怕失去本身拥有的东西，因而起来反抗的一群。而被动员起来的众人对抗的大敌，不是外人（虽然庇隆派和阿根廷的其他党派都难否认其反犹太的色彩），却是本国的寡头阶层——也就是富人，当地的统治阶级。庇隆的核心群众来自国内的工人阶级，而他最基本的政治团体，则是他于各地培养的大规模工人运动中发展出来的类似工人政党的组织。巴西在瓦加斯领导之下的运动也有同样的结果。该国的陆军当局先于1945年逼迫他下台，最终又于1954年逼迫他自杀。而痛悼瓦加斯之死的，则是他曾给予社会保护以换取政治支持的都市工人阶级。欧洲的法西斯政权，摧毁了工人运动，而受其灵感激发而起的拉丁美洲领袖，却相反地一手发展了工人运动。不管两者在思想意识上有何等亲密关系，就历史意义而言，这两种不同的运动却断断不能混作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