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行走在广州（第2/3页）

三月十五日下午，赫德作为柯露辉与马殿邦两位委员的翻译，随同拜访柏贵。柏贵提出，他想出城拜谒新到不久的钦差黄宗汉，越快越好。为了强调尽早会晤的重要性，柏贵透露了广东官场微妙而复杂的情形。布政使江国霖与按察使周起滨“与他为敌”“对他毫不尊重，完全无视他现在是钦命署理广东巡抚”，甚至番禺、南海两县的知县也不尊重他，未经请示，便擅离治所，去花县联络“乱党”—是的，柏贵此时不得不称义军为乱党。柏贵深恐这些人与钦差见了面，会说动钦差“参加反英与反柏贵集团”，因此他不得不“棋先一着”，尽快向钦差“陈情”，希望能将钦差拉到“中外和好”阵营这一边来。

两位委员听他这么说，该怎么办？

侵华英军的法庭

侵略者固然可恶，然而他们依法治军，惩处在战争以外的时间侵犯平民的军官与士兵，让人印象深刻。当然，坚持这么做的是英国侵略者。至于法国人，以后再说。

四月六日，英军军事法庭开始审理三名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控谋杀、抢劫与强奸未遂的案件。由一位中校出任法官，十一名军官充当陪审员，请随军警察所长担任检察官，还有一位军官被任命为军法官，并规定，必须为中国证人配备翻译，否则不能开庭。

第一天，先有英军士兵证明主嫌威尔福德在案发当日不在场。显然，作为译员的赫德不信这些证词，他更关心中国证人的表现。然而，令他感到“颇为好笑”的是，尽管出庭的两位中国证人确认威尔福德当时在场，并强调他眼部下方的伤疤是辨认凶嫌的主要特征，可是军医，一名中国人，却说案发以后嫌犯在军营与人斗殴，才有这个伤口，并经他处理伤势，而当检察官质询军医处理伤势是在哪一天，军医却又根本记不清是哪一天。

次日，上庭的全是中国证人，赫德译员累了个半死。最后出庭的是受害者唐志忠，他称自己在一周前被嫌犯殴劫，而在此之前与自此以后，都没见过威尔福德。于是，法庭找来四个英国人，与威尔福德站成一排，皆剃去胡须，请唐志忠辨认。法官问他，打你的人在不在现场。唐志忠说：“有一个在这里。”法官说：“把你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唐志忠“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手放在威尔福德的肩上”。

第三天，有个小插曲。充任陪审员的某位军官因病不能出庭，军事法庭特地给侵华英军指挥官写信，请示如何办理，两小时后收到回信，指定另一名后备军官宣誓，增补为陪审员。于是，再次开庭。

法庭命令三个嫌犯与另外八个英国人（二人留须，六人无须，增加一点儿辨识难度）站成一排，仍请受害者唐志忠指认。唐志忠首先再次“毫不犹豫地挑出了威尔福德”，然后细看了一下，指出另一名嫌犯，只是最终表示第三个人实在挑不出来了。

“我从未见到过比这更确凿而无可置疑的认证。法庭上每个人见到这种情景似乎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他们对过去几次认证时都没有指出威尔福德的那些中国人是否正直无私，是心存怀疑的。但是这一次，问题就一清二楚，毋庸置疑了。”—这是赫德当庭的观感。

当然，法庭做出判决还需要做更多工作，譬如委员重走一遍三名嫌犯当日所走的路，落实各项书证与物证，撰译有关案情的告示与信件，甚至与三人委员会发生冲突。巴夏礼指示赫德不要管法庭的闲事，而应将精力放在委员会的工作，法庭因此休庭，向联军最高指挥官投诉，并特派军官到赫德办公室，“命令”他出庭。巴夏礼闻讯大怒，说：“谁有权来向我们的下属发号施令？”

当然，最终“广州总督”巴夏礼还是放手，让赫德去了法庭。万恶的侵略者也知道不能对抗法律。

“恐怖袭击”

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城，但是无法阻断城内外的交通，也不能有效盘查进出的人员，这让团勇有机会混进城，暗杀了一些外国人。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四名法国水兵在永靖门（又称东便门）被数十名团勇围攻，逃走三名，剩下的一位被斩首分尸，扔在门外小河。闻讯，联军派出两支小分队赶到现场，将“附近企图逃跑的人”—枪决—看到荷枪实弹气势汹汹的“番鬼”，大概每一位围观群众都“企图逃跑”，而若不跑是否就能保证安全，也很难说，然而无论如何，真应对此负责的团勇应该早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