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李鸿章‖（第2/2页）

尽管没有送去菜市口砍头，其兄英年早逝，这份参折终脱不掉干系，其父卒年虽逾古稀，此折多少也有速死之效。自私谊而言，谓同龢与国藩有不共戴天之仇，并不过分。然而同龢心中似已放下了这事。当国藩以中兴元勋身份再回首都，同龢去“晤湘乡相国，无一语及前事”，并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冲动，心中所想，不过是“南望松楸（按，翁氏祖茔在常熟虞山），相隔愈远，往年犹得展拜墓下，今何可得哉。忠恕二字一刻不可离，能敬方能诚，书以自儆”［翁同龢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晦日记］。显然公义战胜了私怨，时间冲淡了遗恨。

可这与篇首试图揭示的翁、李不和有什么关系？原来，世传国藩参折有人代笔，代笔者正是鸿章，而同龢不敢公然与国藩作对，遂将一腔怒火发泄到鸿章身上，并从此揭幕了未来二十多年帝党与后党（或曰清流与浊流）相斗的连续剧。有不少近代乃至当代笔记传述了这件轶事，只是大都语焉不详，没有一家能举出确证。鄙人倒是在同龢日记里发现一条，似可证明同龢对代笔人耿耿不能忘，然而嫌犯却非鸿章。其词曰：

得徐毅甫诗集读之，必传之作（自注：毅甫名子苓，乙未举人，合肥人，能古文）。集中有指斥寿春旧事，盖尝上书陈军务，未见听用，虽加体貌，而不合以去。弹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按，徐子苓是皖中名人（“合肥三怪”之一，生平见马其昶撰《龙泉老牧传》），早在北京，即是曾国藩“朋友圈”的常客，也是湘军创始人江忠源的生死之交，后来加入国藩的幕府。所著《敦艮吉斋文钞》中有两首《上翁抚军书》（俱在卷二），即所谓“上书陈军务者”；《敦艮吉斋诗存》卷二“山中寇盗相仍，将移家，闻曾率兵抵皖南，先书问王大子原，时贼严关侦索，裂衫帛代书，并题一诗，纳老奴衣絮中”，署年“庚申”［咸丰十年（1860年）］，此即所谓“裂帛贻湘乡之作”。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应是参折草稿之时，考其行踪，其时子苓、鸿章俱在国藩幕，但是鸿章正全力筹组淮军，且早就离开合肥做了难民，似不如子苓长时间生活在“敌占区”，了解情况，兼“能古文”，可以专心代笔。同龢之所以怀疑子苓，不是没理由的，且定有风言风语入耳，才会在日记里为他挂个号。至于鸿章，在代笔这事上似是背了黑锅，尽管他并非没有直接得罪同龢。唯纸短事繁，容俟异日。

补记

赵烈文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廿六日记：（同书入狱）亲识满朝，无策解免，有缘先朝故事，父在系子得状元蒙赦者（传言是吾里庄本淳侍讲事，余考之非是），（曾源）遂以之膺选，援例陈请，果邀宪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