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文青的吐槽记忆（第2/2页）

不过，口味容有差别，学术毕竟有公论。蔡元培说，“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鲁迅先生全集序》，1938），论者或以为这是绍兴人的阿私之言（郑秉珊《赵之谦与李慈铭》，1943）。大学者如章太炎，则说晚清文章，“闿运能尽其雅”，一举压倒吴汝纶、严复与林纾诸人（《与人论文书》），汪辟疆则以闿运为湖湘派领袖，拟为近代诗坛的托塔天王晁盖，而慈铭的座位只是天富星李应（《光宣诗坛点将录》）。不得不说，评骘诗文，主持风雅，章、汪的意见要比蔡重要。

不过身后的身价不会是慈铭仇视闿运的真正原因，问题可能还是出在二人见面喝酒的时候，闿运没能留给慈铭一个好印象。然而，闿运赴席，应该不会得罪人才对。他的弟子杨度，将游京华，临行向师傅请教“入世法”，闿运曰：“多见客，少说话。”度之弟钧，平时看老师待人接物，却从来是“口若悬河”，所行似与所教不合，揣摩良久，才悟到这一层：“始知少说话者乃少作有边际之言，勿太切利害，即明哲保身之说，非枯坐如木偶也（杨钧《草堂之灵》）。”倘闿运早年坐言起行就是这个风格，不幸仍然开罪了慈铭，惹他骂了半辈子，那真无话可说，只能自慰这是躲不开的孽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