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第二十一（第3/4页）

华罗庚从16岁开始自修，五年后，他动手写数学论文投稿，当他的论文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后，惊动了清华大学的熊庆来。《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经常在《科学》上写文章的有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名家。熊庆来看完华罗庚的文章，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熊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王静安遗体入敛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且是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国学研究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先生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

顾维钧虽以外交干才称，却非常看重中文。他曾要求秘书杨玉清每天从古文中选一点材料抄给他，他夜晚回家去读。他对杨玉清说：“一个中国人，当然应该把中文学好。一个人不能说年纪大了就不求进步。我应该学中文。你这样做，是帮我的忙。”

章乃器年轻时寻找人生出路，当他从一本薄薄的经济学教材绪论里读到“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时，立马为之倾倒，赞叹其为“一切古书里找不到的知识”，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

邓宝珊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寒读几天私塾就失学了。15岁当兵至新疆伊犁后，十分思念家中老母，可他识字太少，连一封报平安的家信也不会写。他打听到附近有一位能断文识字的老先生，就去投师求教。到了老先生家，邓宝珊恭恭敬敬地说明来意，老先生半天没表同意。老先生家里，除了老伴外，别无他人。邓见他家水缸已空，二话没说，抓起扁担，就去挑水，水缸担满了，便悄声离去。自此，邓宝珊天天来挑水，却不提拜师一事。这样挑了十几天水，老先生被感动了，找出一本《秋水轩尺牍》：“来吧，就学这个，认会一篇背一篇！”过了半个多月，在老先生的指点下，邓宝珊熟识和背会了书中１５篇文章后，就动手给家里写出了第一封信。

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1931年，《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先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回答道：“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吗？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做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阿炳为小道士时，师父教其吹箫，吹笛，拉胡琴，弹琵琶，学昆剧，京戏，待其极厚。一次中秋之夜，师父带阿炳到二泉茶室喝茶，师徒两人驻足二泉池畔，但见中秋之月浮漾泉池中，师父谛视良久，自言自语：“二泉啊二泉，我何时才能替你谱一首曲呢？”他告诉阿炳，惠山二泉从很远很远的古代传来，可以从中听到来自古代的声音，有“关关雎鸠”之声，有“呦呦鹿鸣”之声……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临终写道：“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语不及私。

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蒋梦麟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伯苓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贻琦没有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