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第十四（第2/4页）

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鲁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顾维钧曾反复阐述他对于外交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否定全胜论。顾说：“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古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换句话说，坚持原则比只顾局部利益为好。我一向把这句话看做个人一生中的宝贵箴言，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个外交家不能因为必须坚持原则而眼看着他的国家趋于毁灭不顾。”

蒋百里说：“国家观念在中国人向来不够明强，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若非一代开国之时，亦往往力量不强。而保卫时地方倒能发挥出较大的力量，因而有时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从地方(民间)兴起来。”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

夏承焘评论陈寅恪时说：“著书有三种：最上，令读者得益；其次，令此学本身有发现；其三，但令读者佩服作者之博学精心。陈君之书，在二三之间。”

1931年，梅贻琦在清华大学的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冯友兰说：英美及西欧等国人之所以是“智”、“富”、“强”者，并不因为他们是英美等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中国人之所以是“愚”、“贫”、“弱”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人是乡下人。

郁达夫谈鲁迅之死：“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张荫麟说：“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他认为，“一切超于个人心智以外之前定的历史目的与计划皆是虚妄”；“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无证据之历史观直是谵呓而已”。

1937年，傅雷为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写下献词：“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首先要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

张自忠给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说：“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撰写《国史大纲》。他特地提出应把“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作为修撰新通史的必备条件；并昭示国人树立一种信念，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闻一多说：“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内。”

抗战时期，蒋介石曾向侍从室的唐纵说：“在现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胡适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治学方面，更表现在其做人做事上。作为学生和朋友，傅斯年对胡适也有这样的忠告：“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