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北魏开国初期的战争模式（第5/11页）

八月，鲁口一带基本已无粮食可征收，拓跋珪部只能转移至常山。此时发生大瘟疫，魏军及牛马病死一半以上。拓跋珪拒绝了群臣的撤兵请求，并派拓跋遵所部袭击中山，抢收城外的谷物。至九月底，中山城中完全无食，三万余名燕军在慕容麟率领下出城向南寻食，至新市（今河北新乐县）。拓跋珪率部北上迎击，于十月初会战击溃燕军，残留在中山的燕朝臣僚相继投降，魏军乘胜占领中山。

守邺城的慕容德得知中山陷落后，于魏天兴元年（398年）正月放弃邺城、撤往河南，拓跋仪进占邺城。魏军至此方基本占领河北地区。自皇始元年（396年）十一月魏军进抵河北至天兴元年（398年）正月克邺城，共历时十三个月。

拓跋珪时代转型总结

拓跋部本是典型的草原游牧部族。西晋末动乱时，拓跋人开始介入中原纷争，与中原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之后又被前秦征服和直接统治，拓跋首领家族也被迁入内地，这使拓跋人对中原有了一定的认知。前秦瓦解后拓跋珪重新立国，拓跋部族还处在草原游牧阶段，但迅速开始了对汉地的扩张，驱逐后燕进占中原（黄河以北地区）。从部族整体角度看，这次大规模扩张的动因是对汉地物质财富的垂涎，即所有的拓跋族人都能从征伐中致富；从部族内部的政治发育看，则与拓跋珪主导的集权化密切相关。拓跋珪等在前秦为臣虏时，一方面看到了汉地核心区的富庶，另一方面则领略了前秦王朝君主集权的诱惑力，类似于刘邦项羽见秦始皇车驾而生“大丈夫当如是”或者“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当拓跋珪重新立国时，积极在部族内部推行集权和对汉地进行扩张，便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占领汉地使拓跋族人都得到实惠，更加拥护拓跋珪的统治；同时，来自汉地的臣僚也带来了君臣观念和统治制度，如燕凤、许谦等早期汉人臣僚，以及给拓跋珪推荐《韩非子》的汉人公孙表。

换言之，如果拓跋珪未能实现集权和占领汉地，拓跋人一直留居在代北草原，情况会如何？那样部落大人们的独立性较大，整个部族处在松散的联盟状态，不时发生内部冲突，最终可能被某个集权化、汉化程度更高的北方势力（如后燕）征服，也可能被某个纯粹的草原游牧族（如柔然人）征服并同化，和宇文、尔朱、贺兰等部一样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当然，这一幕并未发生在拓跋部，但却发生在了所有被拓跋部兼并的草原部族身上。

在拓跋珪主导下，拓跋部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从草原到中原的转型，以前少有这种先例。他本人只活了四十九岁，一生的经历极为“浓缩”：部族酋长之子、被俘臣虏、少年酋长、汉地的征服者和帝王。晚年拓跋珪充满矛盾，几乎精神失常：

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22]

《魏书》推测这和拓跋珪服用寒食散有关。其实，在短短二十年间，拓跋族从苻坚的臣虏成为汉地统治者，种种习俗、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会在一个人身上造成激烈冲突。这和北齐高欢诸子的荒唐行为颇为相似。而拓跋珪疯狂的重要影响则是所谓“子贵母死”制度。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是拓跋珪为保障君主集权的处心积虑之举。本书则认为拓跋珪本人未必有这种深远考虑，他可能只是在癫狂状态下杀死了一位妃子而已，只是到后来，这位妃子的儿子拓跋嗣经过宫廷斗争继位，他无法对天下解释自己母亲的死因，遂将其美化成父皇准备传位给自己的必要准备。《南齐书·魏虏传》云：“佛狸（拓跋焘）母是汉人，为木末（拓跋嗣）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太后。自此以来，太子立，辄诛其母。”[23]虽将此风起源延后了一代人，但显示出这种风习实际来自儿子试图解释母亲横死的隐衷。本书并非讨论北魏宫廷政治，只是以此来代表拓跋珪一代人经历的从草原到王朝生活的巨大跨度，这也是拓跋族人面对的生活、战争方式重大转型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