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北魏开国初期的战争模式（第10/11页）

[9] 《魏书·太祖纪》：“冬十月乙酉，车驾出井陉，使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五万骑先驱启行”（《资治通鉴》将此条错系于八月进攻晋阳之时）。“十有一月……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等攻信都”（第28页）。卷二十八《李栗传》：“太祖征慕容宝，栗督五万骑为前驱，军之所至，莫不降下。”（第686页）卷三十《王建传》：“并州既平，车驾东出井陉，命建率五万骑先驱启路。车驾次常山，诸郡皆降，惟中山、邺、信都三城不下。乃遣卫王仪南攻邺，建攻信都，众各五万。”（第710页）按，李栗、王建是共同而非各自统帅五万骑兵，两人本传都未载此点，应注意。

[10] 《魏书·李栗传》：“慕容宝弃中山东走也，栗以轻骑追之，不及而还。”（第686页）《王建传》：拓跋珪误信王建之言、未能进占中山，“顾视建而唾其面”，见第710页。可见攻占信都后王建部已归入拓跋珪直辖军中。

[11] 《晋书·慕容德载记》，第3164页。

[12] 《魏书·太祖纪》，第27页。

[13] 《晋书·慕容宝载记》，第3094页。

[14]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第3143页。

[15]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燕辽西王农悉将部曲数万口之并州，并州素乏。是岁早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诸部护军分监诸胡，由是民夷俱怨，潜召魏军。”（第3429—3430页）此记载亦不见于他书。

[16] 《魏书·太祖纪》，第28页。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皆引自此卷。

[17] 《魏书·太祖纪》，皇始二年（397年）正月：“慕容宝遣其左卫将军慕容腾寇博陵，杀中山太守及高阳诸县令长，抄掠租运。”（第28页）

[18]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胡三省注引《郡国志》：“中山蒲阴县有杨城”（第3439页）。

[19] 《魏书·太祖纪》，皇始二年（397年）：“夏四月，帝以军粮未继，乃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元仪罢邺围，徙屯钜鹿，积租杨城。”（第29页）

[20] 按，关于拓跋珪五月放弃对中山的围困，《魏书·太祖纪》载为：“帝以中山城内为普邻所胁，而大军迫之，欲降无路，乃密招喻之……命诸军罢围南徙以待其变。”（第30页）但《魏书·长孙肥传》所载更为真实：“中山城内人立慕容普邻为主，太祖围之……时以士马少粮，遂罢中山之围，就谷河间。”（第29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将此事系于皇始二年（397年）五月，很正确。

[21] 《魏书》卷三十二《崔逞传》，第758页。

[22] 《魏书·太祖纪》，第44页。

[23] 《南齐书·魏虏传》，第986页。

[24] 《魏书·太宗明元帝纪》，第62页。《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九改此句为“（拓跋嗣）自将诸国兵五万余人南出天关，逾恒岭，为斤等声援”（第3749页），则部分失去了《魏书》的原意。

[25] 《魏书》卷二十六《尉眷传》，第656页。

[26] 《魏书》卷二十一上《献文六王·广陵王羽》，第546页。

[27]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率五千余落北走。追击于漠南，杀其渠帅，余徙居冀、相、定三州为营户。”（第97页）

[28]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延兴元年（471年）、二年，第135—136页。

[29] 《魏书》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任城王澄传》，第475页。

[30] 《魏书》卷二十一上《献文六王·高阳王雍传》，第554页。

[31] 《魏书》卷六十四《张彝传》，第1432页。

[32] 《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六年（445年）秋八月，第99页。

[33] 《魏书·高祖纪上》，第142页。

[34] 《魏书》卷五十八《杨播传》，第1287页。

[35] 在整个北魏时期，河北南部冀、定、相三州是最为富庶的地区，治所分别是信都、中山和邺城，正是北魏攻后燕时战斗最多的三城。《魏书·崔浩传》，神瑞二年（415年）秋，代北地区发生饥荒，明元帝曾准备将都城迁到邺城。崔浩反对迁都，提出可以让贫民到“山东三州”就食，也可以说明这三州比较富庶（第808页）。在占领之初，这里是魏军驻防较多的地区，但在实现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之后，这里又是向边境战场提供兵员最多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