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外地名的外国坐标系统（第2/3页）

至于西亚的“西海”的地望，班固在记载大秦国时说：“大秦国一名犁靬，在西海之西。”（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犁靬”即今埃及亚历山大城。单从字面上看，这里的“西海”似指地中海。地中海位于西亚之西，可称西海；而亚历山大城因与西亚隔地中海相望，称为“海西国”顺理成章。但仔细查检《后汉书·西域传》发现，班固在叙述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时提到，“从斯宾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矣。由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这里的“斯宾”即波斯故都泰西封（Ktesiphon），于罗即希罗（Hira）古城，位于今伊拉克底格里斯河畔。而通往大秦国的海，即“西海”，应当就是波斯湾。“海西珍奇异物”乃指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以西地区的物产。《魏略·西戎传》在介绍大秦时说：“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这里的“河”指今尼罗河，大秦以西的海，才是地中海。

由此可知，以西亚为地理坐标中心的“西海”，最初是指波斯湾、阿拉伯海北部和红海这一片海域，不同于以印度为坐标中心的“西海”。换句话说，在古代汉籍中，两个“西海”同名而不同地。它们同名，即均称为“西海”的原因，不过是直接将域外文化体系借入的缘故。

“海西”的名称在东汉时作为大秦的代名已经广为人知。《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在描述永宁元年（120）大秦幻人自掸国来朝时提到，这些大秦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除了“海西”之外，《魏略》还提到了“海北”和“海东”的概念。所有这些“西海”、“海西”、“海东”和“海北”，都是以西亚为观察中心而产生的地名。

当然，后来“西海”的概念渐渐发生一些变化，不再限于北印度洋水域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有时也指地中海。例如《隋书·裴矩传》中描述敦煌通西域的三条道路中的后两条道时说，从敦煌经葱岭、苏对沙那、波斯达于“西海”；又说，从敦煌经葱岭、吐火罗、北婆罗门亦达于“西海”。这两个“西海”分别是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同于东汉时代的“西海”。而裴矩所述的第一条道却说，从伊吾（今哈密）经南西伯利亚、欧亚草原至拂林国，达于西海。这里的“拂林”乃指拜占廷帝国，而“西海”显然是黑海或地中海。公元751年唐军在怛罗斯为大食战败，大批唐军被俘后被押往大食，《通典》的作者之侄杜环在行。他在大食留居达12年之久，返回中国后著《经行记》，提到弗林“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这里的“西海”也是指今地中海，而“南海”则显然是指今“红海”。

大食帝国兴起以后，汉文史籍中的外来的西印度洋—地中海海区名称也随之变化，但以西亚—东地中海地区为地理坐标中心来命名的原则仍然存在。

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便是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所提到的“东大食海”和“西大食海”。关于所谓“东大食海”，周去非说，天竺以西有海“曰东大食海，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唐代航海家们就已经知道，阿拉伯海之西岸皆属大食。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提到“自婆罗门南境”，至波斯湾的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以贾耽之语与周去非所记相较，可见两者甚为接近。稍知现代地理的人一望可知，周去非所谓“东大食海”，与贾耽所称之位于婆罗门南境与大食之间的海为同一海域。此海乃指今之阿拉伯海、波斯湾与红海。就是说，唐代舟师已知从印度南部向波斯湾航行，须循阿拉伯海东岸行，而此海以西则属大食。

至于所谓“西大食海”，周去非说：“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很显然，这里的“西大食海”就是地中海及与之毗连的北大西洋。“木兰皮”即阿拉伯语maghrib的音译，意为“西方”。“木兰皮诸国”即今北非阿拉伯马革里布诸国。地中海是当时中国人地理知识的极限，“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周去非所记当来自大食海商，可见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接处，也是大食人的地理知识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