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第11/13页）

还有一种占候方法是从正月初一起计数连续下雨的日数，按一日雨相应有一升食物收成的比例计算收获，到七升为极限；超过七升就不占。简单作还可以将正月初一到十二日，当成本年的一月到十二月，用十二天各天雨量占本年各月的水旱。但对于疆域千里的范围，实际上也就是对天下的占候，就必须用前面所说的在整个正月计数的方法。若要对各个分野国作占候，就要看正月里月亮的位置在哪一宿，使用前述的太阳、风、云占候这个分野国本年的农业收成。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注意太岁所在的方位。太岁在西，主丰收；在北，为歉收年；在东，有饥荒年；在南，主有旱灾。这就是占候风的一般原则。

正月里的第一个甲日，风从东方来，是蚕桑好年成；风从西方来，日出时有黄云，则是歉收年。

冬至日白昼最短，冬至前在天平一端悬土另一端悬炭使其平衡，冬至时阳气生，炭中水分挥发变轻而上升，鹿脱其角，兰花的根生长，泉水跃出，告诉人们冬至已临近，但是准确定出冬至日，就要依靠圭表测影来决定。岁星所在星宿，它的所当分野国五谷丰登。这一宿相对位置所当分野国，这一年则有灾殃。

太史公说：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历代帝王有哪一个不重视观测日月星辰制定历法的？经过五帝、三代的继承发展，对其规律更加明了，内和华夏各族，外御夷狄等族，分中原各国为十二州。抬头则观察天给予的示象，低头则取法地上万物。天上有日月，地上分阴阳。天上有五星，地上有五行。天上划分出列宿，地上分封出州域。日月星这三光，是阴阳之精，精气的根源本来在地上，要靠圣明的帝王统领调理它们。

周厉王、周幽王以前，已经比较远了。那时候所见到的天象变化，各国取的应验有各自的标准，记录下不同的奇异事、物怪变化，以符合各自国情，以致他们图文典籍中所记占候吉凶的方法全不统一，无法效仿。所以孔子编评六经的时候，只叙录他们记载的异象而不录他们解释的说法。至于天道、天命，则不轻易传授，即使传授给某个学生，也不给解释说明；因为给不合适的人传授解说，虽然给了解释，他也不明白。

过去传授天数的，在高辛氏以前，是重和黎；在唐尧、虞舜时代，是羲氏、和氏；夏代为昆吾；殷商为巫咸；到了周代，有史佚和苌弘；宋国有子韦；郑国有裨灶；齐国有甘公（甘德）；楚国有唐繻；赵国有尹皋；魏国有石申。

天道循环，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的时间叫一纪，三纪就完成了整个的变化周期：这是它的大周期。主持国政的人一定要知道并重视这些周期。考察上下各一千年的变化，然后才能完备地了解天人之间的关系。

太史公推考古代以天象占候人间变化的，没有什么占候的原则能够应用于当今时代的。大概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时间里，有日食三十六次，三次彗星记录，和宋襄公时记录的流星雨。那时中央政权衰微，诸侯以武力征伐，五霸相继形成，各自为政。从此以后，势重的欺凌孤弱的，强大的兼并弱小的。秦、楚、吴、越原本属于夷狄，也因武力强大而成为霸主。田氏篡夺了齐国政权，韩、赵、魏三国瓜分了原来的晋国以后，揭开战国诸雄并争的新格局。它们互相争夺攻战，战争一个接着一个，许多城邑频遭屠掠，人民又遭受饥饿、疾病的困苦，各国当权的也都十分忧虑，在这种背景下以星象云气占候吉凶成为社会急需。近代这十二诸侯七国相继为王的时期，游说合纵连横的说客穿梭接踵频繁往来，而尹皋、唐繻、甘德、石申等天文星占家各自根据他们国君的需要而写出不同的占候著述，这就使他们的占验互相矛盾杂乱无章，琐碎得如同米和盐一般。

太史公认为用二十八宿中的天象变化占候十二州域，同时考虑北斗斗柄指向，这种占验方法已经行用了很久，可作一般原则。秦国的疆域，候在金星，占验见于狼星、弧矢。吴、楚的疆域，候在火星，占验见于南宫和太微。燕、齐的疆域，候在水星，占验见于虚宿和危宿。宋、郑的疆域，候在木星，占验见于房宿和心宿。晋国的疆域，亦候在水星，占验见于参宿和罚所在的天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