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第2/3页）

与古人相比，我们今天在性问题上所面对的局面、所感到的困惑，甚至所见到的表现等，实际上竟没有太大的不同。其实这也不足为怪：无论经历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巨变，今天的社会毕竟是从昨天演变而来的，传统的“根”是不可能彻底一刀斩断的，况且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又是如此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有人归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是“表层极容易变，深层几乎不变”，确实有其道理。而性心理、性观念、乃至广义的性生活等显然与传统文化的深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是不太容易变的。在这一出以千百年计的长剧中，人物衣冠固屡异于昔时，基本剧情却大体上依旧。

尽管明代的春宫画册已经进化到今天的视听光盘，但是仍是同一性质的出版物；而南宋临安城酒店中的三陪女郎，与今天的相比至多只有服饰上的区别……研究中国性文化史的现实意义，也就从这里显现出来。这种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今日性问题的理解——不过切不要奢望从古人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什么现成药方。

古人曾经何等坦荡

在许多当代读物中，古代中国人的性观念常常被描绘成阴暗的、不健康的，特别是充满禁欲主义色彩的。所谓“封建主义社会”，常被人们假想为数千年一成不变。这其实是绝大的误解。从先秦时代到今天，中国人的性观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很有点像完成了一个轮回——当然更稳妥的套话是“螺旋式的发展”。阐述中国人的性观念的历史变迁，是我近年性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在文明发展史上，性规范有一个逐渐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上古之时，先民刚从野蛮状态过渡而来，性规范方在若有若无之间，与此相对应的性观念自然也非常“开放”和无忌。但是在华夏文明进入成熟阶段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流行的性观念一直是非常开放和富有“现代”色彩的，这一点却是现代人通常不容易想象的。

古代中国人是重视人欲中的性欲的。“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著名的先秦古训，正反映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肯耐心研读孔子、孟子的“原著”，就会发现儒家哲学本来绝不是禁欲主义的，相反却非常重视人欲的满足——后来的宋明理学家虽然无不自称孔孟之徒，其实却是孔孟的不肖之徒。从先秦两汉直到隋唐盛世，中国上层社会中的性关系一直是非常开放的。《左传》中记载着春秋时代各国贵族们的“通”——即古代中国贵族版的“廊桥遗梦”也——至少16次，几乎每一次都有声有色，有的还酿成“国际风波”。春秋时是如此，战国时也无不同。孟尝君可以在得知自己夫人与门客有恋情时坦然处之，秦宣太后可以在自己的遗嘱中就要不要让情人殉葬接受朝臣的意见。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唐代在两性关系方面也极为开放，贞操观念淡薄。诸如未婚少女私结情好、有夫之妇另觅情人、离婚改嫁等事，在正史和笔记小说、传奇故事以及诗文中留下了大量事例。宋明理学所鼓吹的妇女“从一而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节烈”（夫死不嫁曰节，殉夫而死或为抗拒婚外性关系而死曰烈）之类的观念，大抵在公元10世纪之前的中国社会，是根本没有市场的。

古代中国人性观念之坦荡开放，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由于将男女之间的性满足看成天经地义，看成是光明正大的、极其美好的事情，所以古代中国人对于性交一事的私密性，完全不像现代人那样重视。例如，根据古代不少文艺作品中的描写，以及传世的古代春宫图中的描绘可知，古时中国人常常在有侍女、丫鬟、朋友等旁人在场的情形下交欢做爱。而且即使在禁欲主义的宋明理学盛行数百年之后，这一习俗也并无改变。这一点曾使不少西方汉学家感到难以置信，然而放在中国传统性观念的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

理学在宋代的兴起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宋儒鼓吹的理论也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要点之一，就是对“男女大防之礼教”的大力提倡。此后这些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封建集权统治者又动用行政手段来加以鼓励，比如明太祖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就不仅有精神鼓励，而且直接对家庭产生经济利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