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企业像衙门（第2/3页）

官办或者“督办”的近代企业虽然不像传统国有企业那样兼具行政管理或者强制垄断的性质，但还是得到了朝廷的诸多扶持，比如减税免税、平价物资、注资贷款和某些程度的垄断。比如轮船招商局从初创时便享有从上海到天津的免税优惠，还享有运输漕粮的特权。在贷款方面，招商局得到了大量官款，到1879年清政府累计向它注资达一百九十二点八万两，而且李鸿章多次出面为该局请求缓息或免息。这种扶持加深了公权力对企业的控制，企业也产生了“等、靠、要”的思想，逐渐丧失了自主经营的能力。许多企业内部官僚作风严重，管理混乱不堪，任人唯亲、人员冗杂、扯皮推诿、营私舞弊等现象与官场无二。如轮船招商局的分局、各船、各栈负责人不是姓唐就是姓徐，内部人想干事必须打通关节，而那些唐姓或者徐姓的中层干部，又“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企业效益低下，毫无生气，集历代国有企业弊病于大成。

国有企业时而爆出匪夷所思的丑闻，国有资产流失，举国哗然，最后也能按照官场的方式大而化小小而化了。开平煤矿集团是清朝最大的煤矿之一。主管的张翼原本在醇亲王府饲马，是两代醇亲王奕、载沣的亲信奴才。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北方局势动荡，开平煤矿不稳，张翼忧心忡忡。英国人利用张翼不懂洋务，采取坑蒙拐骗的手法，骗得张翼将矿产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英国人，“得以保全”。舆论大哗。朝廷也逼张翼去伦敦诉讼，要求赎回开平煤矿。载沣监国后，张翼仗着载沣的信任，颠倒黑白，吹嘘自己“中外合办”煤矿的功劳，还进一步将开平附近地脉相接的矿产以及秦皇岛通商口岸附近土地，承平、建平等地金矿银矿，都交给英国公司经营。河北士绅联名反对，要求惩办卖国贼张翼。载沣念旧，加上老福晋在一旁说张翼的好话，他非但没有惩处张翼，还默认了张翼的卖国行为。清朝自办矿务以来，开平周边矿产获利最多，最后竟然被英国人侵吞，有识之士莫不扼腕叹息。

以上谈的都是国有企业，它们有级别，而私人工商企业从诞生起到清朝末年都没有级别，没有被官化。私人工商业者要想过过官瘾，只能自掏腰包买官帽戴戴，他们的企业并不能因此获得相应的级别。

清朝政府为了走出经济困境，鼓励私人企业发展。慈禧太后和大臣们认为最好的激励手段就是“赐官”，根据企业的资金额来赏赐创办者不同的顶戴。1903年，清政府颁布《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规定筹集资本五十万元以上者可获任商部五等议员，加七品顶戴；资金越多，品级越高，资金五千万元以上者“赏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特赐双龙金牌，准其子孙世袭商部四等顾问官，至三代为止”。

朝廷的动作不可谓不大，可惜门槛太高了，谁能有五千万以上的资金啊？就是有五十万的人也不多。何况当时卖官鬻爵大门已经洞开，官帽批发价持续走低，购买一个七品顶戴只要几千两银子就可以了，四品道台的标价也不到一万两。拥有数十万巨额资产的私人，早就官帽在头了，而且还多买了几顶，给儿子、侄子、孙子预备着。所以，清政府的奖励章程姿态大于实际，覆盖不到中小企业家，对大企业家又缺乏吸引力。

朝廷也许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1907年修订奖励章程，大幅度降低了门槛，全场“四折优惠”，如最低门槛由五十万元降至二十万元，最高奖励由五千万元降为两千万元。同时，清政府颁布《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在“赐官”之外附带“封爵”。规定中国人投资实业两千万元、一千八百万元、一千六百万元以上的分别赏封一、二、三等子爵；投资一千四百万元、一千二百万元、一千万元以上分别赏封一、二、三等男爵；投资七百万元、五百万元以上分别赏三品卿、四品卿。最低门槛降低到十万元，凡达到者都赏给五品衔。为了吸引中小资本家，农工商部又制定了“部门规章”，推出七品、八品、九品三种“奖牌”，分别授予出资一万元至八万元的私人。总之是一定规模的企业一律“收编”，企业家都戴上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