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样的德意志（第6/6页）

除《法兰克福报》和那时的德国《金融时报》外，所有大小报纸都在柏林出版发行，每天会有两到三种报纸详尽地报道帝国议会的开会情况。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咄咄逼人而又目空一切的传媒界，它选址在柯赫大街，在腓特烈大街、威廉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构成的政府广场之南只几百米之遥，坐落在宫殿广场和巴黎广场之间，靠近勃兰登堡门。德国各大利益集团和有组织的利益团体都在柏林设立了自己的总部，主要做一些打探情报、游说、募集资金、举行集会并发行一些几乎无人理会的手册的事情。随着1873年大萧条的来临，自由贸易主义被迫让位于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利益组织也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据此主张国家必须做出干预，并将之与帝国对财政收入的紧张相提并论。这一主张不仅立足经济层面，而且涉及政党制度。通过对各类政商联盟的管理和操控，俾斯麦轻易控制着政局，这一幕幕每天都在威廉大街的首相府、巴黎广场的阿德隆酒店、滨海大酒店以及两三个高档餐厅如博尔夏特餐厅及御林广场旁的路特·韦格纳餐厅之间上演。俾斯麦式政治体制常常被描述成近乎独裁的体制，但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游说政治，这种政治模式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英国或美国相比并无不同。

很多人难以适应国家出现的急速变化。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因此担心柏林这种无节制的生活与政治前进节奏会让人们既得的一切面临丧失的危险。不过，更多的人感受到的只是全欧洲由工业发展、殖民扩张和生活水平高涨而激发的普遍的乐观主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对危险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以至真正地一语成谶。

在考察完德意志帝国的兴衰历史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指出：“政治家必须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危险正游荡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但是，这还不能成为位居工业革命前列的德意志人民的主流意识，因为俾斯麦似乎还能掌控欧洲局势，国力、科技和工业实力每天还在增强。这一次，历史似乎出人意料地与德意志人民站在了一起，而任何不和谐音符则被有意地排斥在这场歌舞升平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