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俾斯麦的时代（第5/5页）

在一片悲观主义的沉重气氛下，德国重工业又开始面临英国和比利时的强大竞争。此时，德国的应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在重压之下修改贸易政策，并且开始保护“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特定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并且开始左右帝国议会、媒体和百姓的呼声。民族自由党对此种保护主义表现得最为愤慨——因为他们是重工业巨头钱袋的代言人；同时，作为自由主义运动左翼、代表出口型机器制造业利益的进步党（Fortschrittspartei ），也视此种保护主义是阻碍其开展同世界各国贸易的一大威胁。

俄国和美国给德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平静带来更严重的打击。他们向德国出口的低价小麦与黑麦越来越多。美国辽阔的中西部大草原已经由铁路与港口相连，尤其是与大西洋沿岸的海港巴尔的摩相连，所以他们的生产成本非常低廉，还能借助蒸汽机船的广泛使用以低廉的成本运输谷物。受此冲击，身处德意志北部平原的众多容克地主和农场主倍感绝望，不断向保守党和政府施压。他们的遭遇得到俾斯麦充满同情的倾听，他们的农业利益终于战胜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格尔森·布莱希罗德提出的各种自由贸易政策理论。俾斯麦立即意识到这正是打造一个稳固、驯服的容克地主与工业大亨之中—右派联盟的绝佳时机。

1879年，帝国议会通过了首部保护主义性质的关税法案。这部法案顺利通过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涉嫌两次刺杀老皇帝未遂的社会民主党所引发的广泛不安。对俾斯麦来说，他欢迎新关税政策，不仅在于它改变了帝国议会的格局，从而保障了倒向自己的多数派，而且它也是增加帝国政府税收的一个途径，因为在那之前帝国总是需要依赖各邦的财政支持，尤其以普鲁士为甚。不过，他只成功了一半。因为各邦虽然名义上接受普鲁士政府的领导，却有足够的能力保障本邦的海关收入首先收入自己囊中，然后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才将剩下的交付给帝国政府。

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德意志议会和公众争论的焦点。1887年，又一轮关税法案获得通过，保证容克地主不会破产，同时挽救俾斯麦的执政危机。不过，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不仅德意志的工业连同日益增加的城市消费者大受影响，还造成外交政策方面的危机。一直以来，沙皇俄国十分依赖德国银行的支持，以便取得其工业与基建所需要的资金，不过这种依赖这时却受德国高关税的打压，因而只能转移到唯一尚且出口德国的产品——乌克兰出产的小麦身上。俄国近30%的进口来自德国，而其近30%的出口也流向了德国。1876年，俄国政府对德国机器和铁路装备课以双倍的进口税，导致德国工业界怨声载道，对此俾斯麦马上做出回应。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俄德两国相互的攻讦日益升级，而俾斯麦碍于国内民意，认为无法继续向俄国妥协、满足俄国人要求的低关税贸易协议。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他现在是在冒险拿德国与危险的东方邻居之间的重要联盟关系作赌注。在1887年签署《再保险条约》时，他直接让柏林股票交易所的董事们知道，他们未来将俄国债券的安全评级评为一级是愚蠢的。这一举动已经在挑衅俄国，不仅羞辱了俄国，也意味着俄国人必须以更高的利率来销售他们的债券——这反而促使萌芽中的法俄同盟不断滋长。

在为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保驾护航20余载后，俾斯麦的执政地位开始动摇。在外交上，他的联盟体系承受了巨大压力：孤立法国的战略已经难以维系，巴黎—圣彼得堡联盟正在形成。在国内，他的《反社会党人法》并未取得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最终胜利，即便他推出的社会立法措施富有远见，也未能有效地抵挡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业化德国的兴盛。

天主教中央党和两大自由派政党纷纷开始越来越质疑这位身居威廉大街高位的迟暮者的智慧和领导力。皇帝对俾斯麦的无条件信任不会一成不变——重组的政府即将到来。不过，早在失去权柄前，俾斯麦就已树立起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时代丰碑。